子产铸刑鼎
当公室权威彻底跌入谷底，旧有的礼仪秩序不能维持的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制度出现，以约束世道人心，成文法典便应运而生。然而习惯了礼法制度的旧贵族却无法接受刑书的颁布，因此刑书诞生之时，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不少人都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其中又以叔向的意见最为典型。
晋平公二十二年（536BC），郑国执政子产将刑书铸刻在一尊鼎上，并将其公之于众。听闻这个消息后，叔向极力反对，并特意写信给子产说：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信的开头他表达了对子产的失望情绪：“起初我曾对您寄予厚望，可如今看来还是我太乐观了。”他陈述了自己反对成文法的理由：“先王之所以不制定刑法，是因为担心百姓有争斗之心。”按照先王的做法，若要让百姓服从上位者的统治，就需要合理地使用道义、政令、礼仪、信义、仁爱、奖惩等政策工具，任用合适的官员和师长，对他们恩威并施、宽严相济，让百姓懂得忠诚和善行，掌握立身的技能。
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一切按照等级秩序有序运行，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上位者掌握着民众的生杀大权，判断一个人是非对错的法度规则是贵族的私器，必须像珍宝一样绝不外露。民众因为不知道法度的宽严界限和上位者的偏好，就会产生一种天威难测的恐惧感，从而在做出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自我审查。上位者政策宽松，便是对民众的恩赐，上位者政策收紧，民众也不敢抱怨。如此一来天下百姓便只能每日战战兢兢，丝毫不敢逾矩，社会才能得以安定。
因此叔向指出了公布刑法的危害：“如果百姓知道有了法律，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会丧失，那些犯了罪的百姓，会摘取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字一句地挖掘其中的漏洞，好让自己免于惩罚，从而起争斗之心。如此一来，百姓就会只注重法律，而对上级的官吏缺乏尊敬。官员失去了体面，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日益增多，贪污贿赂的行为也会日渐盛行，国家还将如何治理？”
他还向资产列举了三代失德的往事，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部刑法产生的背景都是王朝的末世，是不足以效仿的。叔向因此痛心发问：“我听说，国家将要败亡的时候，必然会制定繁复的法律。这些道理您不是不懂，可为什么偏偏要设置毁谤政事的条理，制定多种法律条文，还要把这些律则铸刻到鼎上呢？我实在不理解，您难道就准备用这样的办法来安定百姓吗？我担心是，如果像你这样搞下去，郑国恐怕会在你的手中走向衰败。”
最后他还是再次对子产寄予了厚望，他引用诗经中的话说到：“只要肯效仿文王的德行，便可以安抚四方，获得万邦的信赖。我希望你尽早回头，废除这祸国殃民的法律，也好让您的子孙后代能够在郑国长享禄位。”
但也正如叔向所说，三代制定刑法的背景是因为国家的衰败，并非是因为制定了刑法所以才导致了秩序的混乱。他所列举的这些要素或许是事实，但却倒置了其中的因果，刑法正是为了应对衰至的世道人心而出现的。春秋末期国际政治的失序，是叔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他也曾倡行礼制，但其结果如何恐怕他也心里有数。既然原本的礼仪规则无法约束人心的，如果不改弦更张，创制新的规则，而是继续坚守所谓的礼乐秩序，显然无济于事。
所谓乱世用重典，重病下猛药，身为郑国执政的子产必须直面当下的乱局，不能躲避责任，也不能袖手旁观，只能以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承担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给当下乱世开出的药方便是公布成文法，让人们有章可循。不管这个药方最终能不能产生疗效，能不能挽救日益衰败的郑国，总要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
因此他在回复叔向的信中说道：“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侨身居要职又才德有限，无法做到事事周全。如今世道纷乱，侨实在想不出救世的办法，只能尽力而为。尽管我的做法会让您感到失望，但还是请您能够给予支持，侨定当不忘您的大恩。”
邓析与《竹刑》
在子产作刑鼎的时候，郑国正处于接连不断的内乱当中，刑法公布之后这种乱象的确有所消弭，但叔向信中所提到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而制造这个乱象的是一个叫邓析的大夫。
说起来邓析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律师，在子产公布刑法之后，他便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从此以后专门研究其刑法的漏洞，并借用这些漏洞帮人打官司。邓析思维敏捷，善于巧辩，针对同一个案件，引用相同的法律条文，竟然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的这种极富诡辩色彩的逻辑，就开创了在战国百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名家学说。
当然这里我们不讨论他在诡辩学说中的表现，单说他对郑国刑法造成的影响。邓析凭借着他敏捷的思辨能力，屡屡为人出头，还巧妙为他的委托人脱罪，或者减少处罚。于是乎邓析名声大噪，郑国但凡有打官司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邓析前来充当辩护人。因为请他打官司的人太多，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干脆就开坛讲学，搞了一个律师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律师。这些律师集合在一起，在法庭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最后搞的郑国有司完全运转不下去了，给子产的法治改革带来了空前的危机。
这还不算，邓析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操的贵族，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名律师那么简单，而是想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法律体系。他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司法实践，以及手中丰富的实际案例，起草了一部新的法典。这部法典所涉及的条文比资产的刑书更加详尽，其法律思想也更加激进，其逻辑也更经得起推敲，可以有效地减少向他自己这样的职业律师扰乱司法——如此看来，邓析也是一个左右互搏的高手。因为这部法典是刻在竹简上的，因此被人称为“竹刑”。
事情搞到这一步就有些不好收场了，要知道，子产虽然公布了刑法，并且让渡了司法解释权，允许人们请律师，但好歹立法权还掌握在国家的手中。邓析私造竹刑，公然挑战国家立法部门的司法权威，侵削国家的司法主权，这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因此到晋定公十一年（501BC），也就是成文法公布三十年后，在郑国法律界有着崇高威望的邓析，被新任执政的驷歂所杀，但他所编制的《竹刑》却被保留了下来，被用作新的刑法典继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