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住院第三天，高烧总算退了，却持续低烧。在医院那些天，随着小山情况时好时坏，每天像坐过山车，一颗心忽上忽下。比恐惧更叫人绝望的，是不知道前边等待的是什么，吉凶未卜。
每天小山爸爸来送饭，我先喂小山吃，然后再自己吃，吃完小山爸爸收拾好，那期间我们不讲话，保持一种默契的沉默。那之前世界很大，从孩子生病那一刻起，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变得很小，小到只有孩子住的这间小小的病室，不管世界，不问明天，满心里只有眼前生病的孩子，全部身心都在孩子身上。遇到医生查房就急切询问孩子情况，了解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但其实连小山爸爸也看出来了，医生自己也没有十足把握，此刻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我不再是我，那个一心盯着业绩拼命向上攀登，看到银行卡的数字噌噌噌往上涨就喜形于色，完不成销售额就翻脸的喜怒无常的职场拼命三郎，那一刻，在那间小小的病房里，我化身一个有温度、有爱心，看得见、摸得着的母亲，关心孩子冷热，操心孩子健康状况，耐心程度连我自己都惊讶。每天三顿饭，小山爸爸隔着窗户把饭盒递进来，我用勺子一口一口喂孩子吃饭，半夜醒来给孩子量体盖被。小山醒的时候陪他玩，陪他讲话，小山睡了我就坐在病房里望着窗外发呆。我的世界仿佛被按下暂停键，一片空白，只有孩子，只剩孩子。
那一刻我只想要孩子能好起来，只要孩子能好起来，让我做什么都行，拿什么去换都行。
而就在短短一周前，我还是那个每天板着脸的、令人讨厌的妈妈，一个冷若冰霜满脑子工作、赚钱的机器人妻子，让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小山爸爸望而生畏，让小山大呼救命。在小山的成长历程中，我对他处处严格要求，不许看电视，不许吃垃圾食品，小山送我绰号“黑猫警长”，原因是妈妈老黑脸，而且多次爽约，说好带他去动物园，明明答应，却因为临时加班而食言。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职位，我常常以工作为由疏于对孩子、家庭的照顾，把孩子给小山爸爸一扔掉头就去公司，一说出差拎了包就走人，仿佛地球等着我去拯救，完全忘记自己作为母亲的存在，如今想想自己这个妈当的，究竟有多失职。
这是一个没有鞭炮和灯笼的春节，大概很多年后当人们回想起来，记忆里有的只是戴着口罩的人群和空无一人的大街，四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大家在有限的距离保持对彼此的警惕。面对疫情，谁也无法心怀侥幸，人们在心底默默地企盼春暖花开，期待病毒被季节带走，被风吹散。
那段日子，我在弥散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每天对着四壁洁白的墙面，盯着医院里矮矮的凳子发呆，时间被滴答、滴答挂不完的吊瓶和孩子持续不断的发热占据。
我不知道在距离我千里之外的武汉，多少人度过了不眠之夜，多少医护人员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挥汗如雨，昼夜不舍地从死神手里抢回生命。还有多少底层人员靠捡拾丢弃的饭菜果腹，因为封城无处可去，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睡地下停车场。长时间的隔离令人精神压抑，神情漠然，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令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怀抱同样的心情，祈祷一切快点过去，快点好起来，在心惊胆战中艰难度日，在对未来的不确定中惶惶不可终日。
法国作家莫泊桑早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糟。而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脆弱和坚强其实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们可能脆弱得只是说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却发现自己咬着牙竟然也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从除夕到正月初四，我和小山爸爸大部分时间在病房里，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句话也讲不出，一句话也不想讲，说什么都是多余，讲什么都毫无意义，沉重的叹息好像要把水泥地板砸出个深坑来。
医生来查房，摇摇头开了单子，说体温再降不下来，就考虑带孩子拍CT胸片。我目光呆滞，整个人毫无知觉感地从医生手里接过CT申请单。小山爸爸抱着头，一言不发。
那一刻很无助，很茫然，很害怕，比挽不回一个客户的心更让我焦急和绝望。回想小山小时候，小山爸爸带小山去海边烧烤，背起帐篷去草地露营，搭乘森林小火车去看松鼠，那时候恨不能把全世界好玩的都打包送到小山面前，从小到大只要孩子喜欢，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努力满足，生日轰趴、万圣节派对，哪一个不是极尽心思帮孩子策划，为了让他不输小伙伴，哪怕自己一路省吃俭用，到孩子这里绝对不能含糊，吃的用的都挑好的。
到了适龄年纪，为了小山能上离家近的幼儿园，四处托人找关系，为各种兴趣班、一对一授课班一掷千金，小山还只是一个应该尽享金色童年的小屁孩，却已然不止一次地为他规划未来，希望他能如我期待的学习建筑学，将来成为一位业内知名的建筑师，可这孩子非说他长大了要当厨师，气得我半死，大声斥责孩子没出息，就这么点追求，亏他幼儿园就开始上国际班，一点没有国际化视野。
此刻觉得什么建筑师、厨师都不重要，我只要我的小山，只想小山能快点好起来，只要能好起来，叫我拿什么去换我都愿意，即便孩子说将来要当厨师、技师，我都可以接受，只要他开心快乐就好。
面对躺在病床上的小山，我听到有个声音在心底大叫，只要孩子一辈子健康就好，将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学区房、奥赛班、钢琴课，平平安安比什么都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