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鹏，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助理。前申银万国研究所策略部总监，2012年获得新财富策略第一，巅峰时期选择挂冠转投买方，加入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研究和基金经理工作。如今凌鹏先生创建荒原资产并担任投资总监一职。做满汉全席的大厨偶尔信手烧一盘青椒炒肉，轻描淡写却通透非常，别是一番滋味,enjoy~

      过去三年半，管过一年公募基金（2014年）,做过一年专户投资(2015.8—2016.5)。可笑的是，做相对收益时，有绝对收益而无相对收益；做绝对收益时，有相对收益而无绝对收益。水平实在有限，但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区别，感受颇深，如今出来做私募，又是一番滋味。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就像篮球和足球一样，虽然身体强壮都有好处，但一个用手，一个用脚。

一．公募怕“错过”

       公募最怕“错过”。人群中的位次比什么都重要，几个点的差距就决定了1/4和1/2的差别，决定了有无年终奖，决定了升迁和下岗。大多数公募经理不敢轻易偏离人群和指数，默默跟随、中性仓位，只有在最有把握的时候选择短暂偏离，或者选择几个最熟悉的股票做指数加强。众所周知，一轮下跌，前几根阴线造成的损失最大，但大部分公募经理不会降仓等这几根阴线。如果在下跌过程中减仓，或许会有少许优势，可市场一旦反弹这种优势就会消耗殆尽。所以，没人减仓，跌就跌吧。踏空50点远比套牢500点痛苦。公募经理生怕错过每一个机会，总觉得隔壁的经理无所不能，所以无论牛市熊市仓位都偏高，即便混合型的产品也是如此。公募基本不做仓位选择，宏观策略的用处不大。

        当然，公募也有极度偏离群体的勇士，这些人要么前10%，要么后10%。

二.私募怕“做错”

      私募最怕做错。控制回撤是产品乃至公司的生命线。像去年6月、8月和今年年初的熔断，碰到一次就完了，这种级别的下跌一次都不能错。安全垫、止损机制、仓位控制和大势判断都极端重要，而这些在公募基本不用考虑。

       做绝对收益，经常感觉很“怂”，很多机会不敢轻易尝试，不像在公募，先买十个点再说。其实，很多牛股是干出来的，一旦上车了就比较容易。安全垫本来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如果已经有了十几个点，就比较从容，但这十几个点怎么来呢？

三.莫要切换

      公募将收益放在第一位，私募更重视风险。公募像机枪手，永远有仓位，不拿几个股票浑身不自在，私募像狙击手，等待的时间远比开枪的时间多。一个牛市，羊群成队出没，机枪的收获当然比狙击高，可一旦熊市，一通乱射只会浪费子弹，定点狙击更有效率。

      公募更容易坚持，反正要有仓位，反正大家都跌，所以在下跌的过程更容易拿住股票。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市场的恢复，好公司、好股票总会体现出价值，基本面判断的正确与否是影响投资结果的重要因素。但私募会突然死亡，即便半年后证明你正确，但预警、清仓已经导致你不能正常操作，一旦仓位受限想扳回来难于登天。所以，中间的风险控制比两端的结果更重要。基本面固然重要，但市场分析也十分重要。我们要保证活着见到曙光。

     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差别如此之大，很难有人能两者兼顾。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不要来回切换。2013—2014年的牛市也有回调，拿住股票的人都获利了，大家得出一个结论“死了都不卖”，最终这些人在几轮股灾中被消灭了。受此教训，大家学会了止损，在今年上半年的横盘行情中不断进出，最终得不偿失，而拿住股票的人又得到了奖赏。于是乎，渐渐又有很多人觉得要“扛”。如果再来一轮下跌，这些人又是死。判断是判断，纪律是纪律。交易体系要恒定，盈亏同源，不能来回切换。

四．约束条件的改变

      今年以来，私募整体表现不如公募。这一点非常奇怪，大凡奔私的公募经理都是行业翘楚，为什么整体还不如现有公募。这里面有失去平台资源和公司杂事牵扯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约束条件的改变。

     高空室外无护栏漫步估计没几个人能做到，不是说没有行走的能力，而是平时在地面简单的动作一旦到了高空就无法展开。在公募，带着盔甲和人搏斗，现在是直接肉搏，能一样吗？以前惯常动作和赖以成名的绝技，现在无法实施，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照理讲，私募面对大客户，来自客户端的干扰和压力更大，公募买对散户，应该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但公募的排名机制，还是天天比、月月比。所以，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都面临极大地压力和巨大的约束。想要自由，私募就要先帮别人赚到钱，有一批忠实的粉丝，而公募就要先取得几年不错的业绩，有一定的江湖地位。而这个本身就像“安全垫”是个“无中生有”的过程，有一定偶然性，看天，靠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