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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

古代的文人，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他们总能在简单的生活情境里，只轻描淡写，就把超尘脱俗诠释得淋漓尽致。

那时候，人们把无数个闲情逸致的午后时光，消耗在了文房里。明窗净几，笔墨纸砚，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都充盈着生活情趣和修养才情。文房或许只是“陋室”，日子却真的是活色生香。

虽然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文房可能是个比较疏远的概念，但那份惬意和雅致，仍能激起一些似曾相识的共鸣。

我们常常如此：每多看一点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就会多一份对自己生活格调提升的渴望。我们希望有些东西能够通过器物传承下来，但心境却往往是望而不可即、求而不可得的。

文房四宝，与文人形影不离，也称“四友”。其实，文房除“四宝”之外，还有许多辅助工具，如印章、笔洗、笔架、笔筒、镇纸、水注、水丞、墨床、臂搁、裁刀、文具箱等等，常被称为“文房清供”。

如果范围再扩大一点，还有一些与文房生活息息相关的用品和陈设器，如茶具、香炉、古琴、家具，以及竹木牙角玉等等。

林林总总的文房四宝与清供、陈设，构成了文人笔耕砚拓的外在条件，同时营造出独具品味的风雅情趣。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文房所营造出来的，是一种仪式感。

人生苦短，世事多艰。在读书著述之余，文人将目光投向了离自己最近的文房用具，借这些精致文雅的器物，构筑起高度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空间。

“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文房，是对外界纷扰的反抗与消解，也蕴含了一个人对极致生活的追求。在朝夕相伴的日子里，文人与文房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无数的才思，都通过文房器具来挥洒。文房器具的意义，也已超越了其实用价值。在文人的世界里，文具不再是工具而已，更是富有性情的生命。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旷世奇文：《毛颖传》。

这篇思路清奇的文章，编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从家世渊源、早年被俘，到崭露头角、担当重任，继而飞黄腾达、加官晋爵，最后老不堪用、郁郁而终……

而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毛颖”，其实就是一支毛笔。这精彩纷呈的生命所隐喻的，不过是一支毛笔从发明、制作，到使用，再到磨秃、废弃的过程。

当人对器物产生足够的尊重和体悟，哪怕一只笔，也具有了人性。

《毛颖传》被视作“以史为戏，巧夺天工”的奇文。用庄重典雅的笔法，描绘着司空见惯的微末之物，产生了令人料想不到的幽默，也唤醒了人们对文房用具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体验。

后世文人对韩愈此文多有模仿。南宋的林洪更是将文房十八种用具，拟人化为“十八学士”，分别赋予姓名、字号与官职。对文房器具的用心之良苦、代入感之强烈，简直无以复加了。

在文人的比附和想象中，笔、墨、纸、砚，都拥有了鲜明的性格，构成了自足的生命世界。这个世界里，赋存着精粹的体验、创造和思考。一方天地，无尽美妙。

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文人要有得心应手的文房用具，才能在方寸之间逞径丈之势，下笔如有神。

笔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治世之功，莫尚于笔。”有了笔，万物之形、自然之性才能被记录下来。纵有圣人之心，非笔而不能宣。

笔下有各种可能。用毛笔写出的线条，可粗可细，可柔可刚，可润可枯。自魏晋以来，文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艺术，也在毛笔的用料和形式上用足了心思。

我们今天熟知的笔毫，有羊毫、狼毫、兼毫、紫毫等，而前人还尝试过更复杂的材质。相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用鼠须笔写的，只是现在的人已经无缘得见了。

在韩愈的《毛颖传》里，只有笔被封侯拜相，墨则是“绛人陈玄”，一介布衣而已。

其实，笔墨都不简单。君子有“仁义礼智信”的准则，毛笔则有“尖、齐、圆、健”的追求。墨也有很多讲究：样、色、声、轻重、新故、养蓄……寄托在器物身上的，都是文人内在的生命情调和品格追求。

其实，文人嗜墨，那份迷恋程度，绝不逊色于对笔的感情。

文人藏墨、蓄墨、赏墨，极尽优雅、痴迷之能事，尤以宋人最为显著，以至于当时制墨业过分繁荣，导致大片松林遭到过度砍伐。

苏东坡自云“蓄墨数百挺”，会在闲暇时拿出来赏玩品第。不过，苏轼也有清醒的自觉：虽然有所癖念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人被物欲所主宰，那么反而失去了自由，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人生有限，而一方佳墨，已足够供人使用多年。人若不懂适可而止，那便反而沦为墨的奴仆，就成了“非人磨墨墨磨人”了——苏轼这句话，至今仍能发人深省，其深意当然也不仅仅是对墨而言。

在文房四宝的历史上，纸的出场最晚，砚却可能是最早——按传说，砚是黄帝发明的；而纸，我们一般只追溯到蔡伦。两者出身之贵贱，也是不言而喻了。

然而，无论是坚厚的砚，还是轻薄的纸，文人都不会有所亏待。

陈继儒说，文人之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是最相亲傍的。在文人眼里，砚是耕耘笔墨的田，也是终身的陪伴。黄庭坚为了寻砚，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蔡襄眼里的一块砚，价值堪比和氏璧，给十五座城池都不换。

纸固然廉价，但若文章令人拍案，却也可能引得洛阳纸贵。大幅的宣纸，可以笔走龙蛇，纵横着潇洒飘逸的大情怀。精巧的笺纸，带着摩挲的痕迹、吟咏的气息，则排遣着才子佳人的小心思。其实，不管多大张的纸，都只是方寸而已；而纸上铺展开来的世界，却是无限的。

文人与文房四宝结成了莫逆之交，也达成了互长共进的默契。

薛涛《四友赞》中说：“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其中，“润色先生”是砚，“藏锋都尉”是笔，“书媒”是墨，“文亩”是纸。

从这首俏皮的诗中可以感受到，文房四宝，既是文人最熟悉的朋友，也是日常中的乐趣所在。

文房器具，是寻常日用之物。但若能精心对待，投入我们的痴情与执着，让生活艺术化的气息，充溢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中，那么再平淡的东西，也能气象万千。

文房，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知识的载体，是艺术的品格，也是物化的传统。

遥想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兴起，整个社会对艺术和审美也有了强烈的需求。以往为文人雅士所专美的文房之宝，纷纷走入寻常百姓家。笔、墨、纸、砚的普及，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艺术气。

今天的我们，都来自那些往昔。但是又在遗憾地困惑着：那些已经显得陌生的文房用具，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越来越西化的现代生活中，已经越来越难以见到文房器具的影子了。但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房。

从古至今，人们在文房中，或读书，或挥毫，或品茗，或静思，在不经意间就演绎了中国式的诗意栖居。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人们对艺术化生活的向往依然。

文房用具，承载着文人生活的意境，蕴藏了人与物之间休戚与共的真挚，见证过人们对文化艺术的敬重与向往。若是用心，当笔、墨、纸、砚在面前一字排开，我们这些现代都市的过客，或许也可以找到一个途径，去本源的世界里，找回自己。

编辑 | 雨山

图片 | 华楠

-参考资料-

《无边风月》刘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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