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念也是哈维尔1978年向帕托什卡致敬的著名文章《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的中心思想。哈维尔写道，人们会不知不觉中被收编。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蔬果零售商从公司的总部领到一块印着标准信息的告示牌，按要求，他要把它放在窗口，而他也这样做了，虽然他根本不在乎其信息，但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接下来就可能会发生各种不便。看到这条布告的客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注意它，反正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也有一个同样的牌子。但这是否意味着布告牌是无意义的和无害的？不，哈维尔说。每块布告牌都促成了一个让思想和个人责任的独立性被悄悄吞噬的世界。实际上，这些布告牌来自海德格尔的“常人”，而他们也在帮助将其维持下去。在全国各地，即使在最高层人物的办公室里，人们既受到体制之害，又在延续着它，同时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重要。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欺、平庸的巨型结构。每个人都“参与并被奴役着”。
——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
不乏令人联想起，再狂放的思哲、再锋芒的刀笔、再勇猛的斗士、倘若不是生活在一个适合他生活的土壤里，那异于常人的行径，非但不能突显一个人的能耐与自我，反而会灼伤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另眼和非难。长此以往，原先的那些与众不同，也会在如此恶劣的困境和形势之下，一点一点地消退、凋敝、进而枯竭掉。按一种理论来说，这时，如若“死的本能”占据优势，就会义无反顾，誓死不悔，即便艰难险阻，也会舍生护道，不改本心；又若“生的本能”过于强大，就会收藏本性，改头换面，以一种“弃暗投明”的心态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为了弥补曾经空缺的——“明”的那部分，反而会更加“激烈”地投注心力，成为护持常人的“急先锋”。这在过去的历史中，此二者都具有典型人物。
事小，常令人“而不为”。一出不起眼的行为，一样不上心的物件，因为微不足道，却最能让人“掉以轻心”。以为不值一谈，以为无所谓，故而认为是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的。若是奋起而为，反而落下一个“小题大做”之嫌。于是，稍有“不顺”之人，就在这样几番“洗礼”下，也渐渐削弱了他的感受性，扩展了自身的耐受性，随愿了他人的喜好。由此看来，微末之事最是易侵蚀人的个性所在，消磨人的意志所愿，让人逐步消弭于“共性”当中，稀释掉每个人应具有的个体责任。
人，有时也是奇特的存在，会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转变成为“加害者”的角色，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两种角色都做得“淋漓尽致”，受害时是这般的“心生怨意”（也有“心甘情愿”的），加害时又是那样的“心安理得”。有一种解释来自心理防御，说的是——与攻击者认同。
布告牌的“放”与“不放”，“放”者却又“不甘”；“不放”者又自感到“不安”，于是，恐免不了就会生出些神经的症状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