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12天《尽心下 凡三十八章》14.24
原文阅读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译文参考
孟子说：“口对于美味的爱好，眼睛对于美色的爱好，耳朵对于优美声音的爱好，鼻子对于芬芳的爱好，四肢追求舒服，这些都属于天性。但是能否享受这些却由命运安排，所以君子不认为是天性而强求。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慧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实现这些属于命运。但实现这些，包含着天性，所以君子不认为这是命运而推卸责任。”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段话看似在讨论感官欲望与道德追求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辨析“性”与“命”这一对儒家核心概念。通过细致的分析，孟子不仅深化了对人性的理解，也指明了君子修身的根本方向。
何谓“性”，何谓“命”？孟子首先列举了五种感官的天然倾向：口喜好美味，眼喜好美色，耳喜好妙音，鼻喜好芳香，四肢喜好安逸。这些倾向，孟子承认是“性也”，即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然而，他紧接着说：“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这意味着，这些本能需求的满足与否、满足到何种程度，并非完全由个人决定，而要受外在条件、机遇和自身际遇的限制——这就是“命”。因此，君子不把这些受制于外在命运的感官满足，当作人生应当全力追求和实现的“本性”。他们不会说“我生来就该享尽美味安逸”，而懂得节制，接受命运的安排。
随后，孟子转向道德层面： 仁在父子之间，义在君臣之间，礼在宾主之间，智慧之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的体认。这些道德关系的实现和道德境界的达成，看似也受制于环境、对象和时代等外在因素（例如，是否生于和睦家庭、是否遇到明君、是否有机会实践礼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命也”。但孟子话锋一转：“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这是整段话的核心。仁义礼智圣，这些道德诉求的根基，其实是内在于人心的“善端”，是人之为人的真正“本性”。君子不会因为外在条件（命）的困难，就推诿说“这是天命，我做不到”，而是视其为内在的、必须去努力实践和扩充的本性。
孟子这段话的核心观点在于 “以性制命，立乎其大”，确立了道德主体性。首先，区分了两种“性”。孟子并不否认人有生物性，但他坚决反对将人性仅仅等同于生物本能。他将人的本质属性定义在道德层面。感官之“性”是低层次的、被动的；道德之“性”（仁、义、礼、智）是高层次的、主动的，是人禽之别的关键。其次，孟子扭转对“命”的态度。对于感官享受，用“命”的观念来约束和看淡，不让欲望无限膨胀。对于道德实践，则用“性”的观念来激励和担当，不因外在困难而放弃努力。君子将关注点从“求之于外”（追求命运给予的享乐）转向“求之于内”（修炼命运无法剥夺的品德）。再次，孟子彰显人的道德自主性。孟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道德选择的主动权牢牢交还给人自身。能否成为仁人义士，主要不取决于“命”（外部条件），而取决于你是否去自觉培育和践行内在的“性”。这是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与“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截然相反。
今天，孟子的智慧依然闪光。它能帮助我们平衡欲望与操守。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我们可以坦然享受生活，承认感官之性，但更应警惕被欲望主宰，要有“不谓性也”的清醒与节制。它能激励我们坚守道德责任。当我们因社会复杂、人心难测而想放弃善良、正义或诚信时，孟子提醒我们，这些品德是我们内心最珍贵的人性根源，“有性焉”，不应以环境为借口而抛弃，“不谓命也”。它还倡导一种积极而清醒的人生态度。接受不能改变的，部分的外在际遇，全力去改变和创造能改变的，自身的德行与境界。这种将人生重心置于内在德性建设的思路，是获得内心安宁与人格力量的不二法门。
总之，孟子这段话通过对“性”与“命”的精妙辨析，完成了一次伟大的价值重估：将人的尊严与努力方向，从对外在享乐的追逐，转向对内在德性的锤炼。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天命”不是外在的富贵穷达，而是内在于我们心中的、等待我们去实现的仁性与善道。 这正是儒家思想历久弥新、激励人心的核心力量。
背景知识介绍
先秦时期的知行观（二）（节选）
（二）学与行
“学而知之”只是最初的环节。孔子指出：“多见而识之”只是“知之次”，更重要的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多见多闻不只是要让人记住知识而已，人们应该从见闻中选择好的去从行，这才是真正的知。孔子在这里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孔子承认作为感性认识的见、闻是知的重要来源，如子张求学习如何做官时，孔子表示“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为政》）；第二，见、闻后还需要对这些见闻有所“择”，也就是要进行判断、甄别，区分好坏、善恶，这就要运用到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孔子本人便强调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三，择善而从，可见孔子并不把学与行、知与行割裂对待，而始终强调两者统一的一面。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派子羔去做费邑的长官，孔子批评子路这么做是误人子弟，子路则认为并非只有读书才算得上是学，为政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孔子斥责子路“佞”（即善辩、强词夺理）。孔子在这里也是持《左传》的“学而后入政”的态度。但是，孔子也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孔子认为学、行的先后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然，这句话也反映出孔子之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学到知识，学最首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处事，就像学《诗》在于能言、学礼在于能立一样，所以学与行在孔子这里是分不开的。正因如此，孔子在评判一个人是否好学的时候，从来就不是从静坐读书来讲的，而是着眼于其行为。比如：孔子以“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称赞颜回好学，“不迁怒”的克己恕人和“不贰过”的知错能改都是就其行为来说的。
学德、知德是为了让“行”有所依，即依德而行。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这是说好学之人会接近有道德学问的人，向之学习，并以之为榜样端正自己，从而在吃、住、行、言等方方面面都会有更好的表现。孔子强调学是希望人们效仿先贤之道、培养君子人格。孔子说：如果一个人能像君子一样行事，“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相反，如果学而无所行，那就称不上是“学”。孔子指出：如果一个人读了许多诗书却不能通达政务、应对四方，那么读得再多也等于白读，没有一点作用。相应的，孔子还特别提及言与行的关系，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强调必须把言落实到行上，而且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三）学行统一
“学”与“行“的统一在孔子看来似乎不是难事。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其弟子冉求说自己不是不喜欢孔子的学说，只是“力不足”而无法奉行。孔子批评他这是自己局限了自己，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另一方面，孔子也表达了坚守仁道的困难，并意识到知行分离的问题，故深深为之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对于这一现象，孔子首先强调的便是“立志”：“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怎样树立起人们的志向，或者说，怎么使人们产生热情并保持充沛的热情，这是一个问题。孔子对此的回应是：“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常常将“仁”、“智”并举，如“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论语·宪问》）、“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在他看来，有智慧的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应对世事，他们知道践行仁道有好处而去做。在“安”与“利”中，孔子无疑更看重“安”。他指出：凡事都以利益为中心而去行事只会使人厌恶，“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相比之下，不以利益为中心，单纯为了“仁”而“仁”的人有一种由内而发的安定，不仅可以安己，还可以安百姓。这种“安”常常与“乐”联系起来，就像颜回居于陋巷也“不改其乐”一样，只有“安仁”之人才可以“久处约”、“长处乐”，因为这样的人不以穷困为忧、不以富贵为乐，而是以不仁为忧、以仁为乐。“乐”是学、行统一的最大动力，若一个人能够以仁为乐，自然就不会有知而不行的问题，所以孔子强调要“好仁”、“乐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此，孔子最大的感慨便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
此外，孔子也重视通过言传身教和移风易俗的潜移默化来影响他人。“行”是孔门四教之一，孔子自身便是一个“为之不厌”的人。他把君子的品德比作风，把百姓的品德比作草，认为君子对百姓的影响就像风吹草伏一样，所以要“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总之，孔子虽然重视学习，但始终强调知与行统一的一面，所以他并不以博学强识标榜自己，只是说“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其实就是以忠恕之行一以贯之。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乐绝不仅仅是玉帛的文字、钟鼓的声响，还是“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礼记·仲尼燕居》）。在孔子看来，“知”是一定可以也必须要“行”出来的，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曾振宇，青岛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