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98天《尽心下 凡三十八章》14.4
原文阅读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字词注释
[1] 陈：同“阵”。
[2] 两：同“辆”。
[3] 厥角：叩头。厥，同“蹶”，顿。角，额角。
译文参考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置作战的阵势，我善于作战。’其实这是大罪恶。国君如果喜爱仁德，整个天下便不会有敌手。商汤征讨南方，北方便怨恨；征讨东方，西方便怨恨，说：‘为什么后征讨我们这里？’周武王讨伐殷商，有蒙着牛皮的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百姓的，不是与你们为敌的。’百姓便都把额角触地叩起头来，声音好像山陵倒塌一般。征的意思是正，各人都希望端正自己，那又何必发动战争呢？”
核心内容解读
本段内容中，孟子再次论述“仁者无敌”的战争观。“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在孟子眼中，这不是值得夸耀的专长，而是“大罪”。这声断喝，穿越两千余年的烽烟，直指一个文明对暴力与秩序的深刻思辨。孟子以“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为枢轴，通过征引商汤、武王之事，构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以“民心”为依归的战争伦理与政治哲学。此论非仅关乎军事，更是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在残酷现实面前的严峻推演，在战国征伐不休的背景下，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也与诸家思想形成了复杂对话。
孟子的核心主张是“仁者无敌”，其根基在于对“战”与“征”的本质区分。他并非天真地否认物理层面的冲突，而是竭力剥离单纯暴力，赋予合法性行动以道德目的。所谓“征之为言正也”，意味着正义的军事行动（征）本质是“正己”并“正人”的延伸，是矫正失序、恢复天理的政治行为。武王伐殷时宣告的“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精准诠释了这一点：武力锋芒仅指向独夫民贼，其目的则是安定（“宁”）百姓。当征伐被视为一种“救民水火”的仁政实践时，百姓“若崩厥角稽首”的归附，便非出于恐惧，而是“奚为后我”的期盼。民心向背，在此逻辑下成为决定“无敌”与否的根本力量，军事优势反居其次。
这一思想，深植于孟子的整体哲学体系之中。其“性善论”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君王将此心推及政治，便是“仁政”。仁政的目标是保障民生（“制民之产”）与教化道德（“谨庠序之教”）。当一国君主行仁政，便成为道德楷模与秩序核心，能自然吸引天下归心。反之，暴政之君失道寡助，丧失统治合法性。因此，“仁者无敌”本质上是道德感召力的无敌，是政治合法性的完胜。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的有限武力之所以能克商，关键不在其强，而在其背后磅礴的民心支持与道德优势。孟子借此将军事问题彻底转化为政治与道德问题。他试图用更高的道德原则（仁）来约束和解释武力，将战争的合法性严格限定于“吊民伐罪”的义战范畴，这无疑具有批判现实、高扬理想的巨大勇气。
孔子主张“足兵”但更重“民信”，对战争持谨慎态度（“子之所慎：斋、战、疾”），并称赞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和平霸权。孟子则更进一步，不仅消极慎战，更积极地以“仁”定义了正义战争的内在理路与民心指向，理论建构更为系统。相较于后世某些迁腐的“仁义”空谈，孟子的“仁者无敌”紧密关联于具体的保民、养民措施，有坚实的民生基础，非单纯的道德说教。
孟子此段论述，以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华政治文化注入了“民心即天命”、“以德服人”的珍贵基因。在历史长河中，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政权合法性与战争正义性的评判标准，成为制约绝对武力主义的一道思想堤坝。虽然，其理想性与战国现实的尖锐冲突，也注定了在当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命运。在权力与道德永恒张力之间，孟子的声音依然叩击人心：真正的“无敌”，或许从来不在坚甲利兵之中，而在那使远人怨“奚为后我”的仁政光辉里。
背景知识介绍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四）（节选）
回到巫术的两个方面：技术和情感。在中国的远古时期，巫术也兼有这两方面特征。那么这两个方面在古代中国又发展成了什么呢。
先来看技术这个方面。在古代中国，负责巫术的就是政治领袖，政治领袖想的是怎么用巫术来维护统治。到了西周时期，著名的周公就把巫术中技术的那一面加工了一下，把它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也就是所谓的“周礼”。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
首先，巫术当中积累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变成了礼仪当中的各种规矩。前文说过，祭司们因为负有重要的使命，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总结和提炼，就变成了周礼中的各种成文规定。
比如祭司们长期观察天象，对于历法和节气拥有了很多的知识，周礼当中就把这些知识进行了总结，变成了迎春之礼、迎秋之礼之类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功能除了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其实也是在指导农民，春天来了该播种，秋天到了该收获。祭司们的丰富知识，在中国没有变成系统的科学，而是变成了各种实用的规矩。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叫作实用主义，也就是古代的中国人更多关注和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对抽象的科学研究缺乏兴趣。
其次，巫术当中的各种动作，变成了礼仪当中的动作。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礼仪往往表现为一套动作，这套动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求是很严格的。甚至像磕头这个动作，都有很多规定：有的时候头必须着地，发出响声，有的时候就不用这样；有的时候磕一个头就可以，有的时候要三跪九叩。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因为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来自巫术当中的动作，而巫术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远古时期的人们相信，如果进行巫术活动的时候，把动作做错了，那就会触怒神灵，就会给族人带来灾难。
某些人类学家发现，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当中，对巫术的动作非常看重，比如大家在一起跳巫术舞蹈，如果有人跳错了，这个人就会被处死。这在远古时期的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的中国也是如此。巫术的动作变成了礼仪的动作，所以礼仪的动作也要遵循和巫术动作一样的严格要求，一举手，一投足，都不能出错，否则就叫作“失礼”。在古代中国，失礼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要是在父母面前失礼，就会被责骂；要是在君王面前失礼，还可能会被问罪。礼仪对动作的要求之所以这么严格，就是因为礼仪的动作是从巫术那里转化过来的。
就这样，巫术当中技术的那一面转化成了礼仪。那么巫术当中还有情感的那一面，这又是如何转化的呢？
巫术当中的情感，其实就是对于神灵的敬畏。前面说过，古代中国所谓的神灵，其实就是祖先。周公创造周礼的时候，就是把对于周人祖先的敬畏，作为周礼的情感基础。这种情感既有神的一面，又有人的一面，因为祖先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周公的时代，周礼在情感的方面，其实还保留了巫术的一些特征，也就是对于神灵的敬畏。
前面说过，古代中国的战争使当时的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神灵，而相信人自己的判断。所以在春秋时期，这种对于祖先神明的敬畏之情也就淡化了，周礼也就失去了情感基础，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就要为周礼寻找一个新的情感基础。
孔子的确做到了。他找到的这个新的情感基础叫作“仁”，仁义的仁。什么是“仁”呢？“仁者，爱人。”所谓的仁其实就是对于他人的爱。那我们最爱的人是谁呢？首先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孔子就把对于父母的爱也就是“孝”，作为一切情感的基础。你如果孝顺你的父母，也自然会友爱你的兄弟，尊重你的朋友，忠于你的君王。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论语》当中有一个小故事：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就是曾经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成“朽木不可雕”的那位。宰予有一天来问孔子，说老师啊，周礼中规定父母去世，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三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改成一年行不行？孔子就生气了，说为什么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因为人生下来以后，要被父母抱在怀里抱上三年，守孝三年其实就是报答父母抱你三年的恩情啊。宰予这个人，居然连这个都不愿意，真是不仁啊！
我们看，孔子是怎么解释守孝三年这个礼仪的？他没有说这是出于对神灵的敬畏，而是说了一条最为朴素和世俗的理由：你父母那么爱你，当初不辞辛苦抱了你三年，你难道不爱你的父母吗？为他们守孝三年都不愿意吗？你连父母都不爱，肯定更不会爱其他人，这个就叫作“不仁”。在孔子的眼中，遵守礼仪的情感动机，已经不是出于敬畏神灵，而是出于“爱”，这个“爱”并不神秘，它就是人的天性。
到这一步，巫术当中情感的那一面，也就转化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如果说周公制定的礼仪还保留了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那么到了孔子这里，这一点残存的神秘主义也消失了。古代的中国人对父母磕头，是表达对父母的孝顺；对朋友作揖，是表达对朋友的尊敬，这一切都非常自然。远古时期的巫术，就这样完全转化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中国也因此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和科学的国度，而是成了一个“礼仪之邦”。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李泽厚，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4月（得到听书解读）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