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4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7
原文阅读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字词注释
[1] 役：后省略了“于”，役于，听命。
[2] 绝物：走投无路的事情。
[3] 女于吴：把女儿嫁到吴国和亲，以求出路。
[4] 丽：数字。不亿：不下亿万。
[5] 肤：美。敏：达。
[6] 祼（ɡuàn）：古代祭祀的仪式，洒酒在地来迎神。将：助祭。以上八句，出自《诗·大雅·文王》。
[7] “《诗》云”以下二句：见于《诗·大雅·桑柔》。
译文参考
孟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不高的人听命于道德高的人，小贤之人听命于大贤之人；天下混乱的时候，力量小的被力量大的所役使，势弱的被势强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顺从天道的就能生存，忤逆天道的则要灭亡。齐景公说：‘既不能命令他人，又不能听命于他人，这是逼入绝境啊。’于是只得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现在小国师法大国却以受命于大国为耻，这就好比徒弟耻于听从师命。如果以此为耻，不如效法文王。效法文王，大国只要五年，小国只要七年，必定可以统治整个天下。《诗》说：‘商的子孙，其数目不下亿万。上天已经下达命令，他们只得都向周室臣服。他们向周室臣服，可见天命并非一成不变。殷的臣子虽然漂亮聪明，如今也只得洒酒于地助祭于周京。’孔子说：‘仁爱不是以人数多少计算的。如果国君信奉仁，那就天下无敌了。’如今也想要无敌于天下，但却不依靠仁爱，好比拿了烫手的东西却不用冷水冲洗。《诗》说：‘谁能手持烫手的东西，却不用凉水冲洗？’”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的这段话集中阐述了“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两种政治状态，以及“顺天命”与“行仁政”的治国之道。
首先，孟子提出政治秩序的两种形态，天下有道时，道德和贤能是决定政治位序的标准
“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如商周更替时，商之后裔臣服于周，体现天命随德转移。天下无道时，“小役大，弱役强”，强权即真理，丛林法则主导国际关系。例如，齐景公嫁女于吴的典故，正是弱国在强权政治下的屈辱写照，孟子认为，这两种状态都是“天命”（自然规律），但统治者应追求“有道”之世，通过德行而非暴力确立权威。
其次，政治运作的天道规律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顺天者存”要求统治者遵循“仁”的法则，如 文王以仁德治国，最终“侯服于周”，使周从小邦成为天下归附的领袖。“逆天者亡”警示违背道德的政治强权，如同殷商失德而亡，印证“天命靡常”的历史规律。小国若以效仿大国为耻，就像学生耻于听从老师教导一样荒谬。孟子主张效法文王，通过道德感召而非武力扩张实现统治合法性，如此五年（大国）或七年（小国）即可获得天下归心。
最后，孟子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强调：仁德的力量超越数量优势，“仁不可为众”，国君好仁则天下无敌。以“执热不濯”的比喻，批判了当时诸侯企图称霸却拒绝仁政的悖谬。若想无敌却不行仁政，如同徒手抓烫物而不用水降温，则注定失败。
这段论述将商周更替的历史经验、齐景公困境的现实案例与性善论的哲学思辨熔铸一炉，构建起以德性政治为核心的王道理论。其“天命随德转移”的思想，既是对周初“以德配天”观念的继承，也为后世“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哲学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弱国如何在强权政治中自处提供了道德路径——“内修德政，外顺天命”。
背景知识介绍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节选）（一）
第一期儒学：学理规模的确立与制度化的建构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经过以孟子和荀子为主的后学的学理展开和在两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最终确立了完整的学理规模，进行了有效的制度建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生命存在形态。我们借助于现代儒学重镇牟宗三先生的分期，将从孔子创立到两汉制度化的儒学称之为第一期儒学或者“奠基期儒学”。
一、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思想的拓展
按照《韩非子·显学》一书的记载，孔子辞世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个学派之中，经过战国秦汉的战乱与变迁，其中的子张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与乐正氏之儒均已为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秦汉之后一直薪火相传的只有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
按照学界一般的看法，孟氏之儒以孟轲为代表，孙氏之儒则以荀况为代表，即通常所称的孟子与荀子。由于早在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有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记载，再加之近年来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也进一步揭示了孟子与孔子嫡孙子思之间的思想联系，因此，在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理由将子思与孟子一起称为“思孟学派”。
孟子与荀子是儒家在战国中晚期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从而为儒家学理规模的确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因为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二人的生平事迹、基本主张等合撰为《孟子荀卿列传》。
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沿着内在化的进路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孔子标举出“仁”作为礼乐制度的内在根据与普遍的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突显了“心”作为人的道德活动之内在动源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儒家心学的基本学理规模。他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人心之端倪来论说人的本善之性，进一步强调了仁义礼智之性既是“天之所与”，又是“我固有之”的。他强调只有通过不停顿地做内省等向内开拓的功夫，才能存养并扩充善端，而最终成圣成贤。在此基础上，孟子在社会政治方面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思想、“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虽然被世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却在一个霸道横行、“杨墨之言盈天下”的时代承续、坚守并光大了儒家思想，将孔子与儒家的旗帜显扬于当世。
如果说孟子主要是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内圣”即自我德性修养的一面，作为一个颇具理性精神的现实主义者，荀子则堪称以外在化与制度化的进路，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外王”即获取事功与建章立制的一面。不同于孟子在孔子之“仁”的基础上依然突显“义”的内在性，荀子则更为注重社会性的“礼”与“法”。荀子从人之“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本性出发来看待人性，认为顺从人的本性必然陷入争夺与纷乱，因而人性并非如孟子所言是“善”的，而恰恰是“恶”的。因此，要改变“恶”的人性，达到儒家所揭明的成圣成贤的目标，靠孟子所说的向内的自我修养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以圣人所制定的“礼义法度”为自我行为的准绳，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才能使“涂之人可以为禹”或者说让普通人变成大禹一样的圣人。由此“隆礼重法”成为荀子儒家思想的基本骨干。
当然，尽管荀子与孟子之间在具体的理论主张上有上述不同，但在认为人的终极价值就是成圣成贤这一点上，两人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正因为此，他们不仅归根结底都是儒家，而且相反相成地分别发展了孔子思想的“内在”面相与“外在”面相，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共同确立了儒家思想基本的学理规模。
同孟子一样，荀子也是承续并光大儒家思想的先秦儒家重镇。他不仅从一个侧面拓展了孔子的相关思想，而且在儒家经典的传授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他立足于儒家的基本立场而对道家等其他学说的吸纳与融汇，对于其后儒学的进一步开展事实上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荀子的思想透过其两个著名的学生李斯、韩非而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李翔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