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3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5~7.6

原文阅读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字词注释

[1] 恒：常。

[2] 巨室：官宦大家，卿大夫家。

译文参考

      孟子说：“人们有句老话，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己身上。”

      孟子说：“从事政治并不难，就是不要得罪望族世家。望族世家仰慕的，一国的人都会敬仰；一国的人仰慕的，天下的人都会仰慕。因此德教便浩浩荡荡地充溢天下了。”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的这两段论述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核心逻辑。

        “天下国家”治理逻辑的基础是宗法社会的治理结构。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反映了周代宗法封建制的治理结构。在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大夫通过血缘纽带形成政治共同体，个人修养（身）通过家族（家）延伸至封国（国），最终构成天下秩序]]。这种“身-家-国-天下”的治理链条，本质上是将家族伦理扩展为政治伦理。孟子强调了个人修养的基础性作用的，“家之本在身”，政治清明的根源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这种思想与《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脉相承。个人通过“反求诸己”实现道德完善，进而影响家族、国家乃至天下，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路径。

这里，也可以看到儒家“家国同构”的思想。儒家将家庭伦理（如孝悌）扩展至国家治理（忠信），形成“家国一体”观念。孟子将“家”作为“国”与“身”的中介，凸显家庭在社会化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段内容中，孟子给出“为政不难”的政治策略，从巨室慕到举国慕再到天下慕。

    “巨室”是指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或社会领袖。 孟子所指“巨室”具有双重特征:一是他们具有政治属性，作为世袭贵族（贤卿大夫），掌握实际政治影响力；二是他们具有道德属性，应是“民心所归”的贤者，如春秋时期的叔向、子产等。这种定位要求统治者既要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又要确保其道德表率作用。

      孟子认为，执政者需争取“巨室”的支持，因为其言行具有示范效应。孟子设计的道德教化路径是通过政治精英的道德实践形成上层示范效应，再利用宗法社会的人际网络实现教化传播的涟漪扩散，最终形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治理效果。这反映了儒家重视社会精英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也暗含了“上行下效”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儒家“王道”思想——以德行和教化实现天下归心。

      这种将个人道德、精英示范与天下治理相贯通的思维，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需注意其历史局限性。有学者批评此说“忽视民众根本”，孟子确实可能隐含对当时君主“不得罪巨室以保权位”的务实劝谏，不过，结合其“民贵君轻”思想整体理解，也不宜片面解读为维护贵族特权。

        对于现代管理者，孟子的观点提示，领导力的本质，权威不仅源于职位，更需通过榜样作用和赢得关键群体的认同来实现。在社会治理的层次性方面，孟子构建的“个人品德—家庭和谐—社会秩序—国家稳定”这一链条对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参考价值。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看，孟子说的“德教溢乎四海”可类比为文化影响力的自然传播，强调价值观输出的非强制性。

背景知识介绍

天下与世界

“天下”，到底是从何而起？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又是怎样的含义？是指全中国，还是全世界呢？

有学者说，“天下”是古人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构想。在古人眼里，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为什么天是圆的？因为没有人看到天中间有棱角。为什么地是方的？因为古人很早就有了方向感，知道东南西北。他们想象南和东之间一定有个角，所以地是方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地的周围是什么？是海。由此引出一个“四海”的概念。既然周围都是海，而且地有四个方向，那么周围就有四个海。人住的地方又可称为四海之内，天下和四海之内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听上去真是很简单的，难道“天下”就是这样的天下？

事实上，如果细细探究起来，还真不仅仅如此。

中国人的天下观在夏商之时孕育出朴素的原型，到两周时期进一步发展成长。所谓“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革殷命之后，因袭了很多夏商以来的观念和词语。例如四方、多方、东土、西土都是从周代文献中习用的词汇，而有关“层次”与“方位”这些观念，从商到周，有了进一步发展，新的词汇也随之大增。

在周初，“中国”和“天下”这两个重要的名词正式出现了。“天下”首见于《尚书·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意思是说愿王立于德巨之首，让老百姓效法施行于天下，发扬王的美德。《召诰》是召公告诫周成王的一番话。

当时，周公认为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的距离都很平均，宜作王都。于是，周成王就安排召公营建洛阳，后来，周公前往巡视，召公就托周公上书，告诫成王作为国君应当敬德，从而使天命长久。此处“天下”即向天子纳贡之四方。成王死后，康王登位，在《康王之诰》里也说“用昭明于天下”，这里的“天下”指的是同一文中所说“付畀（bì）四方”中的“四方”。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人们对“天下”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按照《尚书·禹贡》的“五服”理论，圣人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这九州涵盖了华夏地域的所有部分，《诗经》里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映射。

也许有人要问：“天下”仅仅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构想吗？其实，在上古语境中，“天下”具有多重意义，它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为诸子常常借“天下”一词表达个人在政治文化上的构想。

当时，他们口中的“天下”，从地理意义上，指的就是“周王朝统治区域”。

还有一些谈论，不仅谈论“天下”，还谈论到治理天下。如《老子》里就提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就是说，平定天下一定得依赖“无为”的规律，如果靠力量去攻打，那便无法获得“天下”。总之，看到“天下”一词，人们联想最多的还是政治。老子的政治追求是什么呢？用简短的几个字概括就是：“以道莅天下。”就是说，国君应该效法“道”，不对人民施加压力，不教化人民，而是让人民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事。如此一来，人民便能始终保持淳朴和天真的理想状态了。

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主张不治之治就是最好的治。《庄子·在宥》里提道：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意思是说：只听说听任天下安然自在地发展，没有听说要对天下进行治理。听任天下自在地发展，是因为担忧人们超越了原本的真性，改变了自然的常态。天下人不超越原本的真性，不改变自然的常态，哪里用得着治理天下呢！

尽管庄子和老子都提倡不治之治，但是二者的思想观念并不相同。老子的“不治”背后是呵护人的本性，即未经打磨过的自然的产物。老子认为，越是统治，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结果。比如说，统治者想方设法教化人民，表面上是好的行为，实际上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当人们知道得越多，就不再安于现状，不懂知足知止的道理了。人们不停追逐，不停产生新的欲望，哪里还能保留本性呢？庄子认为，只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就能得到相对的幸福。任何社会、政治所希望做到的，不就是人民的幸福吗？

《孟子》有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受此影响，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这是他的天下情怀。经过先哲的阐述，“天下”一词传递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博大温厚的情感。因为“天”的下面是“人”，“天下”是人的天下，始终离不开“人”本身。

钱穆先生就说过，先秦诸子，实在没有一个人抱着狭义的国家主义。“当时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钱穆先生口中的“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既是道家的朴素愿景，更是儒家关于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整体构想。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提出了他的大九州说，大意是这样的：儒家所谓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由大禹划定的九州构成。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还有八个，也就是赤县神州只是九州中的一州，是为“大九州”。

虽然，现在我们知道邹衍的大九州说与真实的地理有出入，但邹衍能在先秦时期就预测了世界之大，已经突破了当时世人的思想境界，具有很高的价值。中国居九州之一，表现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整个天下。所以中国人的“天下”观，既指中国，也指世界。

春秋时期，楚王有一次到云梦泽狩猎，结果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宝弓弄丢了。手下的人急着四处寻找，却被楚王制止了。楚王说：“失弓的是楚国人，得弓的也是楚国人，何必去寻找呢？”然而有一天，这句话传到了孔子的耳朵里，孔子说：“失弓的是人，得弓的也是人，何必在意是不是楚国人得到弓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楚王眼中，人的平等仅限于一国之内。而到了孔子那里，每个人都与天下的任何人一样，都是平等的“人”，没有“楚国”“齐国”之分。《礼记》中，孔子勾画了“大同”蓝图：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财产、国家为天下人所公有，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天下人的公共利益，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是大众公选的贤能之人，社会成员人人无私，人人都为社会做贡献，满足大家的需求。

多么美好的图景啊！孔子为当时的社会指出了一条道路。至于如何构建“天下大同”的世界秩序，儒家认为，必须依据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再说具体落实，就要君王采取“仁政”措施，即君王推行自己本有的也是人所共有的道德心，采取以民为本、惠及人民的措施，即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儒家的“天下观念”，既体现了先哲对世界的美好祝福，也反映了先哲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深刻洞察。细细琢磨，这样的抱负真的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恢宏、广博之势。假使换一个角度，从渺小的自身出发，将小小的“我”作为辐射源，又该如何去思考“天下”。

参考资料

《中国的文化：家国天下》冷玉斌 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果麦文化，2022年1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