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0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1
原文阅读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字词注释
[1] 离娄：相传是黄帝时目力极强的人。
[2] 公输子：名般（或作“班”），鲁国人，又叫“鲁班”，著名的巧匠，生于鲁定公或哀公时。
[3] 师旷：春秋时著名音乐家，晋平公的太师，生而目盲，善辨音乐。
[4] 六律：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管，以管的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均以之为准，此即标示绝对音高的乐律。乐律共十二，阴阳各六。六律指六个阳律，即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
[5] 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
[6] 闻（wèn）：声誉。
[7] 愆（qiān）：过错。忘：指疏漏。
[8] 率：遵循。旧章：指先王的法度规章。以上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
[9] 准：测定平面的水准器。绳：量直线的墨线。
[10] 揆（kuí）：尺度，准则。
[11] 完：牢固。
[12] 蹶（ɡuì）：动。
[13] 泄泄（yì）：多语的样子。以上引诗见《诗经·大雅·板》。
[14] 沓沓：多语的样子。
译文参考
孟子说：“就是有离娄那样的视力、公输子那样的手艺，没有圆规曲尺也不能画出方、圆；就是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没有六律也不能校准五音；就是有尧、舜之道，没有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有仁爱之心，有仁爱之名，但是百姓得不到恩泽，不能成为后世取法的榜样，这是因为他们不实行先王之道。所以说：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好天下，光有法度也不能自行实施。《诗》说：‘不犯错误不忘却，一切遵照过去的制度。’遵照先王的法度还会犯错误的，从来没有过。圣人既用尽目力，再加上圆规、曲尺、水准、墨线的辅助，画方、圆、平、直就绰绰有余；既用尽耳力，再加上六律的帮助，校正五音就绰绰有余；既用尽心思，再加上施行仁政，仁义便能遍布天下了。所以说，筑高一定要依傍丘陵，凿深一定要依傍河泽，施政不依靠先王之道，能说是明智的吗？所以只有仁者适宜在高位。不仁爱却处在高位，就会向民众传播他的恶行。在上者没有道德尺度，在下者不守法规，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违反刑法，国家还能存在那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不开垦、钱财得不到积蓄，也不是国家的危害。在上者没有礼数，在下者没有学识，胡作非为的人起来了，那国家灭亡的日子就快到了。《诗》中说：‘老天要颠覆他，就不要多嘴了。’多嘴就是聒噪啰嗦的意思。侍奉君主不讲忠义，进退失礼，开口便诋毁先王之道的，就是聒噪。所以说，严格要求君主叫‘恭’，宣讲善义摈斥邪说叫‘敬’，认为君主无法为善叫做‘贼’。”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一书，自《离娄》一篇开始，孟子与同时代人论辩和行事的记述渐少，孟子个人思想记述渐多。南怀瑾认为，自《梁惠王》至《滕文公》的前三篇是《孟子》上半部，从《离娄》开始的后四篇是《孟子》的下半部，“要想真正了解孟子，了解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延续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哲学，其精神就在下半部的几篇里”。也可以说，自《离娄》开始，孟子就彻底从他失败的教育君王的政治实践中摆脱出来，他接下来要做的，是秉承孔子，面对一代代读书人立法。
《离娄》开篇就是一篇古典议论文的典范，论题是有关士君子的政治教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第一个小论点，善是个人修为，法是普遍准则。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师旷之聪，尧舜之道，都属于个人修为的善，只不过前三者是外在的聪明智巧，尧舜之道则是内在的性善。从离娄向尧舜的排比推进，不是跳跃式的修辞，而是有其从外向内的严格逻辑次序。规矩、六律、仁政，则都属于脱离个人而独立存在的普遍准则的法。
我们从前面章节已经看到，仁政在孟子这里从来不是一句空谈，它出发于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进而和民本、井田、明堂、什一、世臣等具体制度性措施紧密相连。孟子用一系列漂亮的排比，论证善和法、个人修为和普遍准则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随后，再落脚于当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这是孟子一生的痛处。想他当年在魏国已经说动具有仁心的梁惠王施行王政，无奈其突然驾崩，于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魏国王政，在换了一个不同品性的梁襄王之后，一切都付诸泡影。“仁心仁闻”对应个人的善，“先王之道”对应普遍的法。如此短短几句，一样样对应，一层层递进，行文可谓密不透风。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愆，不犯错；不忘，不遗忘；旧章，即先王之法。从修辞的角度，这句引诗既是论据，也是叙述句法的转圜之所。此前，都是一系列“不……不……”的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从反面行文，叙述重心是在“先王之法”；此后，“圣人既竭……继之以……”一段，则从正面行文，叙述重心落在有条件行先王之法的“那个人”。
如此反说正说，自然推导出全文核心论点，“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仁者，是既竭个人之善，又继之以法的人，而唯有身处高位者都为仁者，一方面可影响君王，如前面薛居州一章所说，“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另一方面，可为下面官吏做表率。如此调节上下，才有可能将法推行出去，这也回应之前所说的“徒法不能以自行”。
接下来，“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再从反面立论，详述当世之痼疾。大约每个朝代都是如此，所谓“上行下效”，盛世如此，乱世也如此，然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社会风气从坏到好，如登山之慢；从好到坏，却如山崩之速。观孟子所言战国社会恶劣状况，竟如在目前。
“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这里又出现一句引诗。此章文字前后两处引诗，皆来自《诗经·大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诗大序》），兴盛之时不忘警惕自省，是为《假乐》一诗中的“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沦废之际却也不放松弛缓对自我的要求，是为《板》这首诗里所说的“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这两句引诗，从兴废两端说起，与前后文意密合，却举重若轻，随手拈来，这是孟子文章不可及之处。
“泄泄”，过去一直有两种解释，一为啰唆多言，二为弛缓懈怠。观文意，似以第二种解释为优。因为若从“啰唆”的意思，“无然泄泄”是强调顺服；而若从“弛缓”的意思，则是强调一种积极的行动力。孟子想说的是，即便身在乱世，时代、社会、大环境小环境通通糟糕，作为读书人，依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吾君不能谓之贼”，一个做臣子的把责任推给国君，一说到国家不好就认为是国君无能，这就和我们现在一面骂社会一面又屈从投机一样，都是“贼”的表现，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鸡贼”。
“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你看，在古典儒家思想里，“恭敬”根本不是像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仿佛仅仅是一种可以伪装的态度，它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要承担后果的行动中去。
孟子这段论述通过类比手法强调治国必须遵循“仁政”与“先王之道”的结合。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核心观点。第一，孟子用类比论证说明了天赋与规则的关系，视力超群的离娄之明需规矩成方圆，能工巧匠的公输之巧需工具造器物，，音乐大师的师旷之聪需音律正五音，类比得出，尧舜之道必须通过“仁政”才能平治天下。第二，仁政具备双重维度，仅有仁心无法施政“徒善不足”，仅有法度难以自施“徒法不行”，必须“继之以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才能“仁覆天下”。第三，孟子论述了先王之道的实践逻辑。要做好制度设计，规矩准绳（法度）与六律（标准）具有不可替代性；要运用历史经验，“率由旧章”遵循先王法度；要利用好现有资源，治国如“因丘陵”“因川泽”般善用既有的条件。第四，孟子认为，国家的存续不在于物质条件，如城防、军备、经济，而在于道德与法度的维系。如果上层失去道德准则“上无道揆”、下层无视法律“下无法守”、各阶层失信于道义“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违背义理，小人触犯刑法，社会去秩序，“贼民兴，丧无日”，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孟子强调，礼法与教育的根基作用。他指出，比物质匮乏更危险的是礼崩乐坏“上无礼”和民众缺乏教化“下无学”，这将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孟子将“礼”的秩序规范与“学”的教化，视为国家存续的关键。文中，孟子提出明确的政治伦理要求，高位者须具仁德“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在位会“播其恶于众”，君臣关系则应“陈善闭邪”，以道义相约束。
这段论述构建了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框架：将人性本善的伦理基础“四端说”，转化为“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最终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孟子的“仁者高位”与孔子“为政以德”一脉相承，都是主张统治者应以德治国。这里集中反映出孟子“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即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直接决定国家命运，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孟子的“规矩”概念既指具体制度，也隐喻道德准则，形成德法并重的治理体系。这一观点对后世“德主刑辅”的治理传统影响深远。
背景知识介绍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起源（四）
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从民国至今，国内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既包括对于各家各派的专门研究，又包括从先秦至晚清的通史性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来说，前者往往数量众多，议题庞杂。后者主要是几部出自大家之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萧公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陶希圣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领衔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这几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各具特色，篇幅不等，侧重不同，但大体上都沿袭了目前政治思想史的主流研究路径。其基本方法是，以主要思想家的著述为基础，根据这些著述的主题分列篇目，然后进行诠释、总结与评析。
萧公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用一个高水平的长绪论，说明他在宏观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解，然后以五个时期来区分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即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创造时期）、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以及内容缺失的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颇具特色。但在具体讨论主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时，萧公权仍然采用的是较为传统的主流研究路径。
比如，以孔子为例，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将其列入第二章，除了第一节介绍“孔子之身世及时代”，其余五节分别讨论孔子在五个方面的主要论述，包括“从周与正名”“仁”“德礼政刑”“君子”“大同小康与三世”。在具体政治思想论述部分，萧著的特点是先介绍孔子说了什么，然后分析孔子为什么这么说，最后再给予扼要的评论。
陶希圣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共分为“自然状态”“氏族时代”“王权时代”“士族时代”“王权再建时代”五编，时间跨度是从远古到晚明。陶著的特点是，每一编的开头或中间都会介绍所涉时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然后以大思想家与流派为主，解读政治思想。
比如，以老子、庄子为例，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将其列入第三编“王权时代”之第四章第三、第四节，第三节老子的内容条目分为“总说”“道”“商业王国之否定——小农自给社会”“处世的方法”等五个主题，第四节庄子的内容条目分为“庄子与老子”“万物变动问题——生与死”“相对绝对问题——是与非”“空间时间问题——大小及寿夭”“万物同异问题——万物一体论”“不治之治及无用之用”等六个主题。在具体论述部分，陶著基本上以引用和诠释老子与庄子著述的原文为主，诠释部分尽可能少而精练。
刘泽华领衔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共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卷。就具体内容而言，该书有的章节以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思潮为主，有的章节以特定思想流派或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以先秦法家为例，刘著第一卷的第六章题目为“法家以法、势、术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总篇幅八十余页，分为“法家概述”以及与李悝、慎到、申不害、《商君书》、韩非相关的共六节。
所以，总体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路径，就是以思想家的著述为主，根据主题分门别类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评论。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包刚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读法》，张定浩，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