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7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10~7.11
原文阅读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字词注释
[1] 暴：害。
[2] 非：非议，诋毁。
[3] 由：遵循。
[4] 旷：空置。
[5] 迩：近。
译文参考
孟子说：“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谈论；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作为。说出话来破坏礼义，这便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以为不能安居于仁，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最安稳的住宅；义，是人最中正的道路。空着安稳的住宅而不住，舍弃中正的道路而不走，可悲啊！”
孟子说：“道就在近处，却往远处去找它；事情本来容易，却往难处去做它。其实只要人人爱自己的双亲，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核心内容解读
这两段话体现了孟子关于个人修养与社会伦理的核心思想。
第一段的主旨是反对自暴自弃，强调仁义为本。自暴是言语上违背礼义，如商鞅、苏秦等纵横家以权谋之术破坏仁义准则，自我戕害道德根基。自弃是行为上放弃践行仁义，如战国诸侯追求武力称霸而放弃仁政，自我否定人性潜能。孟子认为，这两种态度是对人性本善的背离，故“不可与有言”“不可与有为”，即无法与之合作。
《礼记·王制》：“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古时天子诸侯打猎，要遵循相应的礼法，比如说频率、时间、地点都有具体要求，不能随性而为，而打猎的时候也要遵循各种礼，比如不能四面合围，一网打尽，要给鸟兽留一个出口。种种这些礼，都是一种对人的约束和节制，避免人去残害糟蹋天地万物。而孟子所谓“自暴”与《礼记》这意思相仿，打猎不遵循礼，是对天地万物的损害，言语不遵从礼义，就是对自己的损害。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尤其对于现代人。我们通常会认为不恰当的言语会伤害别人，比如狂妄，比如造谣诽谤之类，但一个人说出不恰当的言语，其实也是对自己人性中黑暗一面的放纵，它暴露出自己的问题，随之也必然会对自己造成损害。我们今天说“自暴自弃”这个成语，其实只取了其中“自弃”的字面意思。孟子认为，仁是人之安宅，是人心最安稳的归宿，如同精神家园。义是人之正路， 是行为最正当的准则，如同人生大道。若空着安宅不去居住，舍弃正路不去行走痛惜人主动背离本性，陷入道德流离失所的境地。
第二段的主旨是道在近处，平天下始于亲亲。孟子批评世人忽视眼前易行之道，如孝悌，却追求复杂空洞的理论。 “迩”与“远”、“易”与“难”的对比实现理想的道路并不遥远，解决困难的事情也并不艰难。 只要人人能够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天下就能太平。 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亲亲”与“仁民”的思想，强调从身边小事做起，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孟子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古代被广泛引用和研究，而且在现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例如，孟子的“自暴自弃”思想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坚守仁义，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 “自暴自弃”思想也被用来教育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积极面对，努力提升自己。孟子关于“道在迩而求诸远”的论述，被认为是鼓励人们从实际出发，从小事做起，逐步实现大目标。同时，孟子关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观点，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家庭伦理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背景知识介绍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节选）（四）
二、儒学影响的国际化
在传统社会中，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儒学曾经两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儒学对于包括朝鲜半岛、越南与日本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影响，历时久远。根据朱仁夫等学者的研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两千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的汉唐时期，儒学的经学传人朝韩，其中《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于公元1世纪传入，读经、释经、注经等成为儒学传播的主要形式；第二个阶段，中国的宋元明时期，儒学以理学为代表传人朝韩；第三个阶段，中国清朝以后，朝韩儒学由性理学转入阳明学、实学。越南北方与中国南方山水相连，秦汉至隋唐，长期为中国属地，“威仪共秉周公礼，学问同遵孔氏书”，儒学教育、科举取士，一任汉制，儒学浸润长久。10世纪正式立国后，也同样尊崇儒学，长期奉孔孟学说为政教准则。有史料记载的儒学最早传入日本，是405年韩朝三国时代的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东渡日本传授儒学。此后儒学传日，经历了先秦原典的输入、汉唐经学的植被、宋元理学的播扬、明清实学的推及等阶段。在传统东亚社会，朝鲜半岛、越南与日本均曾经长期使用汉字，朝鲜、越南都曾仿效中土设立五经博士，日本大化革新后成立的作为官立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领导机构的大学寮，也设置博士教授经学，并以《孝经》、《论语》、《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九经为教材。伴随着广泛传播而来的，是儒学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对传统的东亚（以及越南）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不仅在比较文明的视野中今天西方思想文化界依然习惯于将东亚地区视为广义的“儒家文化圈”，而且日本已故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甚至于做出了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传统东亚社会的意义不亚于马丁·路德之新教改革的论断。
儒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则主要发生在17、18世纪。16世纪中叶后，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往返于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把基督教与当时已得到初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华文明带回欧洲，出现了“东学西渐”即东方的中华文明西传欧洲的热潮。欧洲曾经刮起了“中国风”，出产于中国的丝绸、瓷器与茶叶风靡一时，当时欧洲的上层人物均以穿中国的丝绸、品中国的茶叶与收藏中国的瓷器为时尚。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现代文官制度的缘起也与当时中国科举制的影响有关系。这都是以往为人们所熟知的。进而言之，中华文明在从器物与制度层面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在思想理念的层面对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传教士们在把丝绸、瓷器与茶叶等出产于中国的器物带回欧洲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多多少少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带回了欧洲，并在17至18世纪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传教士们所没有意想到的重要影响——成为启蒙思想家反对中世纪神学的助缘。
从孔孟到宋明一直为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人们正是通过与西方现代法制社会的对比，充分地认识到了儒家德治政治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深刻弊端。然而，颇有意味的是，根据杨焕英等学者的研究，儒家德治主义却是欧洲传统社会向近现代国家制度转变的重要思想助缘。17、18世纪，在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儒家德治思想对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及于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法国的霍尔巴赫、狄德罗、伏尔泰、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当时欧洲启蒙运动的头面学者均对儒家德治主义政治思想予以了较高的评价。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人物之一，认为孔子的哲学作为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用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其目标是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为此他力主法国也应当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实行德治主义。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公开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对儒家德治主义最为推崇的当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霍尔巴赫。霍尔巴赫反对法国和欧洲的野蛮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他不仅自造了一个德文的“德治”新词，而且还写了一本名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的书。在他看来，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性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由此，他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认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这些议论虽然由于主要着眼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层面因而难免有溢美之辞，但也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而清明的儒家德治思想对欧洲思想界的重要借鉴意义。
正如儒家德治主义所显示的，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对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时代任务是冲破神的笼罩，而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自主性；而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以“人”为中心而无“神”的。正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的朱谦之教授所指出的，最可注意的，就在当时的宗教家，除耶稣会士以外，均注意中国哲学和欧洲的不同，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基督教是有神论的，而在一般知识阶级，则即以此不同于基督教之“理学”，来作为启蒙运动的旗帜。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李翔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