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6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9
原文阅读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矣。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字词注释
[1] 圹（kuànɡ）：旷野。
[2] 爵：同“雀”。
[3] 鹯（zhān）：猛禽。
[4] 艾：艾草。治病用的艾草，干的时间越长越管用，因此用“三年之艾”为喻，意谓如果平时不准备，则难以立刻得到。
[5] 其：指朝内君臣。淑：好。
[6] 载：则。胥：相与。及溺：至于沉溺。引诗见《诗经·大雅·桑柔》。
译文参考
孟子说：“桀、纣丧失天下，是因为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失去支持，是因为失去民心。得天下有办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得天下。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有办法：得民心，就能得到老百姓支持。得民心有办法：他们想要的，就为他们聚积，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老百姓归服仁政，就像水往下流、野兽往旷野跑。因此，为深池把鱼赶来的，是水獭；为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猛鹰；为商汤、武王把老百姓赶来的，是桀和纣。当今天下君王如果有爱仁德的，那么，各国诸侯都在为他驱赶百姓。即使不想统一天下，也办不到。当今想统一天下的，却像生了七年病的人要得到干了三年的艾草。如果不积蓄，是终身得不到的。如果不立志于仁德，是要终身忧患、受辱，以至于死亡的。《诗经》说：‘他们哪能变好，只能同归于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段论述的核心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哲学，强调君主施行仁政是获得民众支持、巩固政权的根本。此段大义，在《孟子》一书中可谓反复申之。
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首先从反面论证，政权存亡的关键在于是否赢得民众的认同，提出“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夏桀商纣的覆灭根本在于失去民心，正如《孟子选注》指出：“桀纣暴虐无道，导致百姓离心离德，最终被汤武革命推翻”。这种“民本思想”突破当时君权神授观念，具有划时代意义。
民众向往仁政如同水向下流、兽奔旷野，是自然趋势。得民心的基本途径就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满足民众需求，如安居乐业，避免强加其厌恶之事，如暴政、苛税。 孟子以“为渊驱鱼”的比喻，揭示了暴政与仁政的辩证关系，桀纣的暴行实则为商汤、周武“驱民”，如同水獭驱鱼入渊、鹯鸟驱雀入林。 暴政迫使民众投奔仁君，间接助仁君得天下，类似《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后世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命题，如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脱胎于此。
孟子又以“三年之艾”比喻治国需长期积累仁德，如同存放三年的陈艾才有药效，若平时不蓄积仁德，临时抱佛脚终将失败。最后，引用“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诗经·大雅·桑柔》）批评昏君与臣民一同沉沦，警告君主若不立志行仁，终将陷于“忧辱死亡”。
此段文字体现了孟子对权力本质的深刻洞察——政治的本质是人心，这一思想穿越千年仍振聋发聩，对当代治理仍有借鉴意义。例如， 在政权合法性方面，政权的稳定依赖于民众的认同，而非强制力。在政策导向方面，政府需回应民众诉求，规避损害民生的决策，建立“所欲与之”的沟通机制，如现代电子政务平台收集民意，持续回应民众真实需求。而且，治国理政需要秉持长期主义，良治需要持续积累公信力，短视行为终将引发系统性危机。
背景知识介绍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节选）（三）
宋明理学：儒学的精致化与影响的国际化
经过自先秦至两汉在学理规模与制度建构两方面的开展，本来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学终于被尊崇为“经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儒学的发展就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动荡不安，由于佛教、道教等多元思想的挑激，也由于儒学在成为经学后自身的开展陷入了迟滞乃至停顿，儒学中经魏晋南北朝时代，在隋唐处于全盛时期的佛学的强烈冲击下面临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困境。中唐以来，经韩愈倡发“道统说”与李翱提出“复性说”，儒学的复兴提上了议事日程。经宋、明时期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儒者的艰苦努力，终于以儒学为主体而融合汇通了佛、道，通过“三教合一”而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了宋明理学的新阶段，在“儒学三期”中被称为“第二期儒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儒学走出国门，走向东亚，成为影响传统东亚社会的重要思想因素；宋明理学形成之后，儒学在明朝中后期更是通过耶稣会士传到欧洲，对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亦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儒家形上智慧的显发
宋明理学又称道学、宋明新儒学，指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不同于汉儒治学重名物训诂，宋明儒则以阐释义理为主，因有“理学”之称。北宋初期，胡瑗、孙复、石介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人称宋初“三先生”。此后出现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三苏蜀学等流派。理学实际创始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被称为“北宋五子”，分别创立了濂、关、洛等学派。至南宋朱熹建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思想体系。因其讲学于福建，而被称为“闽学”。濂洛关闽，并称理学四派。
南宋心学的代表是陆九渊，至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发展充实了儒家心学。宋明理学所依据的儒家经典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与汉唐儒学主要依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形成对比。宋明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理、气，心、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义、利，天理、人欲，格物、致知，主敬、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等。一般把宋明理学分为三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程颢思想中已有端倪，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就其主流思潮而言，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的确可以概括为“程朱陆王”。但倡导气学的张载也是不能轻忽的重要思想家。他所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鲜明地表现了儒者“民胞物与”的仁者气象与天地情怀，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千古传诵的名言佳句。
与先秦至两汉的第一期儒学相比，第二期儒学之所以为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通过立足于儒学的基本立场吸纳与融汇佛学与老庄道家的思想资源，显发了儒学的形上智慧，实现了儒学义理的精致化。应当说，作为“天人之学”，关联于超越的天道、以人之践形成德为中心来展开学理规模是儒学自孔孟时代起就已经奠立的基本精神方向，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学思历程显示了这一点，孟子更是直接指明了“尽心知性以知天”的思维理路。但是在先秦与两汉时期，儒学的重心乃是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伦、家国层面，或曰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现实层面，而非其超越层面。只有在经历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外来宗教——印度佛教的长期挑激、经过宋明新儒家数百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儒家价值系统“内在而超越”的理路才较为充分地得到显发，人道与天道、形下世界（现实世界）与形上世界（超越世界）之贯通才最终得以完成，儒家的超越精神亦由之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宋明新儒家之所以能够创立这样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与对孔孟儒家的基本理论立场的继承与持守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较好地吸收了老庄道家特别是佛学的思想资源而为儒学所用。在中国本土的思想系统中，如果说孔孟荀等原始儒家所注重的是通过人道的深入开拓而“上达”天道，老子、庄子等原始道家则更为注重从天道“下观”人道，从而体现了更多的超越精神。这也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明确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基本原因。而从西土印度传入的佛教，不仅习惯于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世”框架中紧扣人生的终极解脱来思考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且表现出了鲜明的思辨性。为了面对佛、道的挑战而超胜之，许多宋明理学家均出入佛老几十年，并在新儒学的创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佛老的思想资源。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借以显发其形上智慧的“太极图”就源自于道教。同样，“理一分殊”、“明心见性”等理学的重要命题也显然可以与禅宗的智慧精神相互发明。当然，作为一种归根结底既区别于佛道也不尽同于孔孟儒学的“新儒学”，其核心观念则是由宋明理学家自己创发出来的。正如二程兄弟所指出的：“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特色正在于：在指点出理或天理作为宇宙万物与社会人生之超越本体的同时，亦充分肯定了宇宙万物与社会人生本身的真实无妄，并力图在体认的基础上以思辨的进路达成二者的联接。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李翔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