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80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14
原文阅读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字词注释
[1] 求：孔子的门徒冉求，字子有。宰：家臣。
[2] 赋粟：收取老百姓的粟。赋，取。
[3] 上刑：重刑。
[4] 连：联络，连接。
[5] 辟草莱：开垦土地。任土地：分土授民。
译文参考
孟子说：“冉求做季氏的家臣，不能改善他的德行，反而把田租增加了一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打响战鼓去攻击他都可以。’由此看来，不帮助君主实行仁政而帮助他聚敛财富，都是被孔子鄙弃的，何况是努力为君主作战的人？为争夺土地而作战，杀死的人遍布原野；为争夺城池而作战，杀死的人遍布城池，这就叫带领土地吃人肉，死刑都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行。因此好战的人应该受最重的刑罚，鼓吹合纵连横的人受次一等的刑罚，开垦荒地，分土授田的人受再次一等的刑罚。”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其反对战争、主张仁政的核心思想。
冉求是孔子的弟子。季氏是孔子所在鲁国的当道权臣。此段故事见于《论语·先进》。冉求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孔子之所以用很严厉的语气将他逐出师门，是因为他作为季氏家族的行政总管却不能劝勉季氏改过自新，反倒纵容迎合季氏聚敛财富、剥削民众的行为。孔子对此痛心疾首，公开声明“求非我徒也”，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成为孟子展开论述的重要引子。
所谓“《春秋》责备贤者”，一个人地位越高能力越大，就越要有与之相配的德行。孟子私淑孔子一脉，他们理想中的君子，是一个社会承上启下的精英阶层，对君王，能改于其德，对民众，能施以教化。看到君王不行仁政却帮助其敛财的，冉求之行，已为孔子鄙弃，何况那些帮助君王发动战争的呢？孟子将批判矛头指向诸侯争战，用“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血腥画面，揭露战争本质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带领无生命的土地来吞食作为万物之灵的生命，这是孟子极形象的比喻。
以下他列举了几种“率土地而食人肉者”的类型，一为“善战者”，是孙膑吴起之流的兵家，他们通过战争赤裸裸地掠夺土地，造成伤害最大，故要被判最重刑罚；二为“连诸侯者”，是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家，他们玩弄欺诈手段，帮助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骗取土地，这是次等；三为“辟草莱、任土地者”，辟草莱，是开垦荒地，任土地，是把土地分发给农民私有，任凭他们耕种，这两种举措大约暗指农家和随后的商鞅，他们不重德行教化，只重经济发展，遂以土地为诱饵，使农民愚守于耕种，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虽然居于末等，但依旧是在“率土地而食人肉”，让百姓成为贪图小利、唯命是从的行尸走肉，好被他们任意驱使，某种程度上，这一等“食人肉者”，因其隐蔽，更为可怕。
孟子的论述形成完整批判链条：从暴政到战争、从土地扩张到民生凋敝。这种将经济政策、军事行动与道德评判相结合的逻辑，凸显了孟子“仁者无敌”的政治哲学。正如朱熹注，“率土地食人肉，犹带土而食人也”（《四书章句集注》），将土地争夺的本质揭露为吞噬人命的暴行。孟子主张，真正的政治家应以仁爱之心治国，而非依靠武力和暴力手段。通过道德教化和仁政来赢得民心，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背景知识介绍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节选）
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战争的起因、性质、作用和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理论、将帅修养理论、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和战争谋略理论等。
1.关于战争的起因、性质和作用
战争的起因是人们认识战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吴起指出，战争的起因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起认为，争夺霸主地位、土地、财产和人口会挑起战争，政治上的动乱和灾荒也会引起战争，仇恨的增加也会引起战争。吴起的分析没有揭示出战争的本质，但他已经开始从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角度来探讨战争的起因，这种归纳和论述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战争的性质，我国古代兵书早有论述。春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有道”、“无道”来评价战争；战国初期，吴起将战争分为五类，其中“义兵”指的是正义战争，而“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指的则是非正义战争。这种分类不仅是明确的，而且已经触及战争的本质。
关于战争的作用，我国早期的军事理论家大多认为，战争是制止暴乱、支持正义的手段。尉缭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他认为战争是用来镇压暴乱、制止不义行为的。司马穰苴在《司马法》中也提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明确指出正义战争具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作用。
2.关于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军事理论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将帅对军队和战争的重要性，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选将标准。《孙子》提出“智”、“信”、“仁”、“勇”、“严”，《吴子》提出“理”、“备”、“果”、“戒”、“约”，《六韬》则提出“勇”、“智”、“仁”、“信”、“忠”。这些标准说法不一，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将帅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修养和个人品行，更重要的是要有军事才干，有指挥艺术，即将帅要德才兼备，智勇双全。
对于练兵，我国古代已经提出从严治军的思想和教戒为先的原则。吴起在《吴子》一书中指出，兵“以治为胜”，认为军队的战斗力在于治军上，而“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明确提出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放在首位。司马穰苴也指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即士兵不先进行训练是不能去打仗的。我国古代这些治军思想的精华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3.关于战略谋划思想
所谓战争谋略，就是指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以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目的，我国古代称之为“庙算”，即在庙堂之上对战争进行谋划预测。我国古代军事家非常重视战争谋划，孙武在《孙子·谋攻篇》中提出“上兵伐谋”，即指用兵之道，谋划为先，通过制定一个万全之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诸葛亮也说，“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即战争要先制定战略，然后才能施行。
但战场的形势是随时变化的，军事家们又提出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权谋。《孙子》提出“因利而制权”，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正是因为战争的形势是随时变化的，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修正战争指导谋略，正如《草庐经略》所言，战争指导者要时刻“因其形而用其权”，努力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4.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军事家们探讨的问题之一。我国古代军事家尉缭认为政治是根本，只有将政治和战争统一起来，才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在《尉缭子》一书中，他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孙子》一书也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明确指出了政治修为与战争胜败的关系。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我国军事理论家早就提出了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富国才能强兵的思想。孙武在《孙子》中提出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思想，“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指出了战争对经济实力的依赖性。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也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这就揭示了战争与富国的辩证关系，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富国是强兵之本，为强兵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这种认识在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大学生军事理论课教程》，王金锋 主编；陶日贵；王志勇 副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