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9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13
原文阅读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字词注释
[1]北海之濱：在今河北昌黎縣城西北。
[2]聞文王作興，曰：作興，興起。此句不能斷爲“聞文王作，興曰”。詳見本章《考證》。
[3]来：助詞，附加在某些動詞之後，表趨向。
[4]西伯：即周文王。
[5]太公辟紂：《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吕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焦循《正義》説：“《史記》列三説，是當以《孟子》爲斷。”吕尚，即姜尚、姜太公。
[6]東海之濱：在今山東莒縣縣城之東。
译文参考
孟子说：“伯夷避开纣王，住在北海岸边，听说文王兴起，便说：‘为什么不归附他！我听说西伯是善于养老的人。’姜太公避开纣王，住在东海岸边，听说文王兴起，便说：‘为什么不归附他！我听说西伯是善于养老的人。’这两个老人，是天下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归附他，这好比天下人的父亲归附西伯。天下人的父亲都归附西伯了，他们的儿子还会到哪儿去呢？当今的诸侯如果有能实行文王的政治的，七年之内，就一定能统治天下。”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段论述通过伯夷和太公归附周文王的故事，阐述了仁政得民心的政治理念，是“近者悦、远者来”的政治理想。就是说，施行仁政的话，近的人会非常愉悦，而远处的人也会受到感化，归附到这里。
文中提到了伯夷、纣王、文王和姜太公等几个历史人物。姜太公又叫吕尚，“姜”是他的姓，而“吕”则是他的氏。他的先祖辅助君王有功，被分封到吕地，后来这一族人便以“吕”为氏。齐国是姜太公受分封而建的诸侯国。“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东海之滨大概是现在的山东，日照那一带便属于东海之滨，太公居住在那个地方。
伯夷是一个小诸侯国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他有个弟弟叫叔齐。这里边还有个故事，他们的父亲把君位传给了叔齐。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严格施行嫡长子继承制，这个制度是到了周代以后才比较典型。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要把权力交给叔齐，伯夷很尊重父亲的意愿，但作为哥哥，伯夷又担心自己影响弟弟继位，于是就离开了。弟弟叔齐也非常高尚，看到哥哥走了，也不去继承君位，跟着一起离开了。他们后来去了哪里呢？有种说法，他们后来去了北海，也就是现在的昌黎县，面临渤海的一个地方。
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认为臣子讨伐君主是“以暴易暴”，不合仁义，曾在武王阵前叩马谏阻，指责其“不孝不仁”。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今甘肃或山西一带），采薇（野菜）为生，最终饿死。临终前作《采薇歌》，表达对周代商的不满和坚守气节的决心。
伯夷叔齐让国、谏伐纣、饿死首阳山的行为共同构成后世传颂的典故。孔子在《论语》中多次称赞伯夷叔齐“求仁得仁”“不念旧恶”，孟子则誉其“圣之清者”，强调其清廉高洁。庄子将伯夷视为“高节抗行”的隐士，但批评其执着名声而饿死的行为。后世对二人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其愚忠迂腐，但更多将其视为坚守原则、不妥协的象征。伯夷的形象在后世不断被诠释，成为儒家伦理和隐逸文化的重要符号，其故事凸显了古代士人对道德理想的极端坚守。
本段内容中，孟子说，“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意思是伯夷和太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文王以善养老著称，他不仅照顾老人，还关注鳏寡孤独，这使得伯夷和太公感到文王的仁政值得追随。 他们听说文王兴起并施行仁政，便决定归附文王，象征着天下贤能之士的归心。孟子说，他们如果归顺了文王，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老人，天下的老人都会归往。既然“大老”会影响到其他的老人，而老人作为父亲又会影响到子女，所以归顺文王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文王就赢得了天下。这就是归往政治。
前面孟子讲得人心的问题，这里就是具体的事例。伯夷、姜太公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向往清明的政治，归往了文王，就影响到了天下的人心。这就是文王的仁政对天下人心的吸引力。孟子认为，如果诸侯能够效仿文王的政策，那么在短短七年之内，就能实现天下大治。这里的“七年”是孟子设定的仁政见效周期，源自其“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的治国时间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王的仁政确实为西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善养老、抚幼、照顾孤独鳏寡等措施，赢得了天下贤能之士的归心，也吸引了天下百姓的追随。这种政治策略不仅在短期内稳定了社会秩序，也为西周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孟子的这段话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仁政强调的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尤其是对老人和弱势群体的关怀。文王的仁政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通过善养老、抚幼、照顾孤独鳏寡等措施，赢得了天下贤能之士的归心。“天下之父归之”，强调了民心向背取决于执政者的道德高度。
需要注意的是，孟子的政治理念带有理想化色彩。同时代墨子主张“尚贤”，韩非强调“法术势”，而孟子始终坚持道德优先，这种思想特质使其成为儒家“理想主义”代表。
背景知识介绍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节选）（六）
二、源起洙泗，走向世界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正是透过不绝如缕的存在际遇，儒学却走向了世界。这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学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精神特质，为其在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展示自己内蕴的生命力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上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东亚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继17、18世纪之后，再次受到了西方的热切关注。
现代儒学或者说继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后的“第三期儒学”的走向世界，包括了儒学从其故乡主动地融入事实上以欧美为主体的现代世界。颇有意味的是，现代新儒学三代人的发展，正呈现为一个从儒学故乡中国大陆向港台以及西方逐渐扩散的过程。
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兴起、发展于中国大陆。1949年后，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主要活动于香港与台湾。而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人物则不仅均经过了一个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而归宗于儒学的思想历程，而且均有多年在美国求学与执教的经历，这同时也就事实上把现代新儒学带到了西方。在今天，由中国与全球范围内的不少国家共同兴办的孔子学院已达400多所。尽管孔子学院的功能明确地定位为汉字教学，但无论如何，它都可以视为孔子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表征。
现代儒学的走向世界也体现为儒学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西方，不仅有着力于阐发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意义者，而且还出现以“儒家”自任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通过历史考察与分析比较，不仅充分肯定中国文明具有温厚典雅、追求正义与自由等优长，而且对中国文明历二千余年而依然保持文明性质的一贯性这一特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现代文明正面临着核武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性增长等一系列危机和挑战。作为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欧洲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充满活力，但这并不足以导引人类走出危机，因为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在他看来，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正是以中国文明为主体的东亚留下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的“世界主义”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美德，足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因此，中国不仅是二千多年来一直影响“半个世界”（指东亚）的中心，而且正是它，将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应该说，汤因比的这种认识在西方并不是绝无仅有的。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发出了与汤因比相类似的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如果说汤因比们还主要是在学理层面肯定儒学的话，那么，作为“波士顿儒学”代表的罗伯特·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约翰·白诗朗（John Berthrony）则明确地以“儒家”自任。根据蔡德贵教授等的研究，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南乐山和白诗朗不仅已把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建构为“在北美神学界发展儒家论说的道场”，而且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儒家”。
据《礼记》记载，曾子与子夏曾有“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之语。儒家的确源于“洙泗之间”，经历代仁人志士的精心培护，最终汇成涛涛江河，泽润了东亚，走向了世界。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6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听着总书记的讲话，回想儒学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应当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儒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儒学一定能够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完）
参考资料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李翔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