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8第50周.如何打造高效团队.破解“团体迷思”
2018年12月16日 21:58:22
写在前面：这是个人每周读一章活动的第1次打卡，2018年第50周。我决定每周读一章书，坚持十年以上。
本周学习的书目是《哈佛商业评论-如何打造高效团队》，本章题目为《破解“团体迷思”》。
01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对吗？
说到群体行为，中国有句谚语，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越多智慧越大，如果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做决定，一定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即所谓的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
但真的是这样吗？现实总是残酷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即使不是完全相反，也差不了多少。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团体决策结果很糟糕——一款不怎么样的产品，反而被拿到市场上碰运气；公司放任大好商机从眼皮底下溜走，或是履行无效的竞争战略。
团体在决策中很容易误入歧途，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把这种现象称为“团体迷思（groupthink）”。
团体迷思：詹尼斯通过实验发现，封闭的团体讨论会产生简单化和模式化思想。具体到一个团队在做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使自己的观点与团体一致，会使决策参与者不能进行客观分析，结果造成团体决策缺乏智慧。
02 团体犯错的两大原因
团体犯错有两大原因：一是与信息信号有关。人们具有互相学习的本能，团体的错误往往源于一些成员接收了他人的错误信号。二是与声誉压力有关：不想挨罚或避免与他人意见相左，也使得人们噤声或人云亦云。尤其是在他人独具权威或大权在握时，与他们意见相左会带来严重后果。
错误的信息信号和声誉压力会在团体中导致四种问题，这四种问题相互独立，也相互联系。特别是在团体做出的决定对自身有害时，往往可归结到这四种问题中的一种或多种：
1.团体不仅没有纠正成员错误，反而推波助澜。
2.成员总会附和率先发言或行动的人，因此错误导致的“瀑布效应”往往使他们深受其害。
3.团体成员两极分化，他们的观点在讨论后变得更极端。
4.团体只关注众人已知的观点，从而忽视了那些只有一个或几个人知道的关键信息。
团体成员接受来自其他成员的信息信号，哪怕是错误或误导性信息也照单全收。而名誉压力会导致他们沉默不语，或为了合群而改变自己观点。因此，团体通常会放大个人的错误，做出不明智的决策，助长分化和极端化，并忽视在数量上占劣势的信息。
03 信息瀑布和名誉瀑布
人类大脑似乎天生具有趋同效应和模仿他人的本能。毫不夸张地说，聚群是人类最本质的行为之一。在涉及团体决策和信息流时，社会学家喜欢用“倾斜”一词，形容方向一致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洪流的瀑布效应。
社会学家马修·萨尔甘尼克（Matthew Salganik）、彼得·道兹（Peter Dodds）和邓肯·瓦茨（Duncan Watts）进行了一项关于下载音乐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让受试者聆听并下载新乐队发布的72支单曲，把自己爱听的一首或多首单曲下载下来。对照组中，每名受试者都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载或喜好是什么，独立判断单曲好坏。而实验组中受试者能够看到之前他人的下载情况。研究者希望依此观察受试者在得知他人行为时，下载数量有何变化。
结果差异很显著。尽管对照组选出的最差单曲（下载数量最少）不是实验组中最受欢迎的，但对照组中最佳单曲也不是实验组中最差的，这说明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一首单曲初期有很多人下载，之后也会有不错的下载数量。如果之前下载的人不多，之后也不会太多。研究者后来还发现，即使他们欺骗受试者哪些单曲下载数量最多，受试者也会跟风下载这些“假热门单曲”。
推而广之，只要某个产品、某家公司、某位政治家或某项事业在前期获得足够支持，就能够吸引一大批人，哪怕它（他）并无成功希望。很多团体由此得出结论：服从于同一观点是无可避免的。一定要警惕这种想法。团体很可能会趋同于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人（即便TA的意见是错误的，尤其在他还是权威、领导的时候）——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团体讨论架构。
信息性瀑布效应和名誉性瀑布效应分别对应了两大团体错误来源。信息瀑布中，人们出于对他人发表信息的顺从，而保持沉默。而名誉瀑布中，人们为免遭他人羞辱而保持沉默。
例子1.以下是一个信息瀑布在陪审团评议中出现的例子，对商业活动有重要借鉴意义。海斯蒂对数千名志愿陪审员进行了数十项模拟陪审团研究，其中很多人来自大城市的陪审团。评议开始前，志愿者会私下写出他们希望的判决结果，并表明自己对判决结果有多大信心。评议开始后，和真正审判一样，他们先进行非正式投票，搞清各自立场。非正式投票通常从2、3名赞同某一判决结果的陪审员开始，沿陪审席依次进行，同样的判决结果不断得到强化。
在一场模拟审判中，1号、2号和3号陪审员在私下和非正式投票时都赞成二级谋杀判决，而4号陪审员在评议前私下选择无罪判决，并对此结果表示出最高程度的自信。当面对另外3个赞成二级谋杀判决的陪审员时，他只暂停了一秒就说：“二级谋杀”。这时，非正式投票时没有做出决定的7号陪审员突然问道：“为什么定二级谋杀罪？”4号陪审员脸上掠过惊愕神情，回应说：“因为很明显是二级谋杀。”我们可以确定，类似场景每天都在全世界的审判庭、董事会议室和其他会议室上演。
例子2.名誉瀑布的性质则完全不同。团体成员明知孰对孰错，却还是会为了保持他人对自己的美誉而从众。比如，阿尔伯特提议，他公司的新项目成功希望很大。芭芭拉则对他的意见信心不足。但她还是会附和阿尔伯特，避免使自己看上去显得自大、带有敌意或多疑。如果阿尔伯特和芭芭拉都认为该项目可行，辛西娅不仅不会公开反驳他们，甚至可能持同样观点。倒不是因为辛西娅相信这个观点是对的，而是因为她不想面对两人的敌意或失去美誉。一旦阿尔伯特、芭芭拉和辛西娅形成了统一意见，他们的同事大卫就更不愿反驳了，哪怕大卫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是错的。（初始证据表明，女性在讨论诸如体育这样的男性话题时，发言会比较慎重；同样男性在讨论诸如时尚这样的女性话题时，也会比较慎言。这两种情况下，团体都会损失有价值的信息。）
“政治正确性”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学术语，但其使用范围并不限于左倾学术院校。在商界和政界，对于某一观点是否恰当，大家都有默认标准。那些对此抗拒或质疑的人，哪怕仅仅是讨论，都会陷自身于不利境地。他们会被贴上“难相处”、“不合群”甚至“怪胎”的标签。
04 团体极端化
团体讨论会不会让成员的观点达成一致呢？恐怕答案跟理想相反——团体讨论经常会陷入两极分化的局面。
几十年前心理学家谢尔盖·穆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和梅利莎·扎瓦洛妮（Marisa Zavalloni）对此就有研究。他们发现，讨论组会向两极移动（以中间值为标准计算）。最初属于偏冒险一端的成员会更愿意冒险；而最初偏谨慎一端的人会更谨慎。另一十分重要的商业发现是，团体极端化不仅发生在对事实的判断上，也发生在对价值的判断上。假设人们被问道，一款来年在欧洲销售的产品（数量单位是0到8之间），如果讨论前的数量单位平均值是5,那么讨论后团体认为销售数量会上升；如果平均值为3,那么团体判断的数量会下降。
发生团体极端化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最重要的原因仍与信息信号有关，但需要进一步解释。团体成员会关注同一团体中其他成员的言论。任何团体中一开始的某种言论倾向经过讨论后，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从统计上看，支持这一倾向的言论数量必然比具有其他倾向的言论数量多。但这些言论只有一部分在团体讨论时被提及。因此讨论自然会顺着人们最初支持的倾向，发展到更极端的程度。
第二，仍和名誉有关。如我们所见，人们希望被其他团体成员接纳和欢迎。有时，他们公开表达的观点，起到了树立他们理想形象的作用。一旦他们听到其他人的看法，为了保持自己形象，就会适当调整观点立场。
第三，自信、极端主义和他人支持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人们缺乏自信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温和。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曾说：“自由的精神即：自我怀疑而不惟我独尊。”随着人们自信的增加，他们的信仰也容易变得越来越极端。这是因为，他们不再自我怀疑了。而在得到别人的支持后，他们的自信会增加，从而变得更极端，更自以为是。
例子：为考察团体极端化这一现象，本文两位作者和社会学家大卫·施卡德（David Schkade）做了一个关于团体讨论的实验。我们认为，该实验准确反映了团体讨论的真实现状。
我们招募到科罗拉多州两座城市的市民，把他们以6人为单位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成员来自同一城市），分组讨论时下3个最热议题：气候变化、平权法案和同性婚姻。两座城市分别是以自由派著称的博尔德市和以保守派为主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实验前我们对受试者进行了现状分析，保证博尔德市民为中左翼，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民为中右翼。
受试者首先不记名地将个人观点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分组讨论和决策，分组讨论后，受试者再次不记名地记录下个人观点，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1）分组讨论后，博尔德市民变得更自由了，而科罗拉多普斯林斯市民则变得更加保守。不仅小组做出的决策比讨论前成员们的平均观点更极端，而且每名成员不记名的观点也比之前更极端了。
2）讨论减弱了小组成员意见的多元化程度。在分组讨论前，不少个人观点差异很大。讨论使自由派人群和保守派人群的观点分别趋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小组成员在不记名表达个人观点时，多元化程度也减弱了。
3）讨论使博尔德市民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民的总体观点差距极度增大。讨论前，两座城市有不少市民的观点还有交集，但讨论中团体的作用使双方意见更分裂。
05 破解“团体迷思”的七种办法
团体决策最主要目的是保证团体共享所有成员的信息，并防止决策过程中受到错误信息信号和名誉压力的影响。以下7种方法可助团体达成目的，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1.让领导后说。领导者通常先发表自己的观点，削弱了之后持异见发言者的影响力。领导者和地位较高的成员如能表达出聆听不同意见的意愿，对团体决策善莫大焉。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表现得过于强势，为后面更多不同意见留出空间。很多研究都发现，地位较低的成员，包括教育程度较低、非裔美国人、有时还包括女性，在团体讨论中影响力较小，还有可能自动保持沉默。广开言路的领导者能矫正这一问题。
2.鼓励批判性思维。有时人们在团体讨论时不愿发言，是因为怕违逆团体意见的总体倾向而受罚。但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很多关于“鼓励（prime）”的研究，即通过某些想法和联系激发人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在团体决策实验中，让成员进行“融洽相处”或“批判性思维”之类的活动，再进行讨论，效果甚佳。当人们在学习融洽相处时，就不会争辩。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活动时，他们更容易说出自己独特想法。因此，如果团体领导者从一开始就鼓励完全披露信息，那么即便成员意见相左，也不会缄口不言。
3.奖励团体成功。由于开诚布公并不能获得太多奖励，人们往往保持沉默。实验证明，恰当的激励措施能促进团体成功，并激发人们多分享信息。如果每个成员知道，做出“正确的”个人决定没有好处，正确的团体决定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就不容易形成瀑布效应。总之，团体的成功更能保证人们知无不言，不管他们的言论是不是“政治正确”（这也是市场预测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4.分配任务。为了理解这一非常有效的方法，请试想某讨论团体的成员都有具体任务，而且所有成员都知道且理解大家的任务分别是什么。他们可能是医学专家、律师、公共关系专家、统计学家等。这样的团体更容易汇集理性的信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人能够做出贡献。实验也发现，公开向受试者分配特定任务能减小共享信息偏差。如果团体希望成员言无不尽，在讨论前就应该确定每人有不同且相互关联的任务，至少确定每人可以贡献不同信息。
5.指定唱反调的人。如果隐藏信息和缄默是团体失败的罪魁，那么规定团体中必须有人唱反调不失为一大对策。由于唱反调是团体分配的任务，唱反调者就能免受团体压力。但使用这种方法也要小心：发自内心的反对意见和被指定唱反调不一样，后者在改善团体绩效上作用有限，因为成员们都心照不宣，这只是一种练习或游戏。
6.成立反对团队。比指定唱反调者更有效的方法是，让另一组人都唱反调。反对团队有两种形式：一、目标是在模拟任务中战胜原组人马；二、提出和原组完全相反的、有说服力的建议或计划。反对团队适用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他们能够认真地挑错、找漏洞，并且获得奖励的时候。
7.实施德尔福法（Delphi method）。该方法由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冷战时期发明，结合了个人决策与社会性学习的优点。团体成员先进行第一轮不记名预测（投票），然后进行第二轮，直到结果位于第一轮的中间四分位数之内（25%-75%的范围）。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成员的投票趋近同一结果。另一个操作更简单的办法是，在讨论之后，不记名决定最终判断或投票结果。不记名的方式让成员免受团体压力影响，解决了成员不愿表态的问题。
PS：阳志平老师说：在任何时候，精读一章错不了，它是一种性价比极高，并且容易坚持十年以上的方法。我准备通过每周读一章书的最小行动，降低认知负荷，提高学习效率。有意一起挑战的朋友请留言，我们不妨先坚持一年，看看效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