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故借力，乃君子所为。
皇帝疑惑地看着我，道：“秦爱卿，岳鹏举十万大军粮草问题既已解决，你为何还不支持他的战略布局呢？”
我拱手道：“禀官家，因为我大宋并没有两个岳鹏举。若将刘光世五万大军调拨给岳鹏举，让他奔袭伪齐后方，那我大宋江淮正面战场几千里防线，所余军力不超十万，如果伪齐刘豫不撤往河北，狗急跳墙，往南直扑建康，试问缺少了十万兵力和岳鹏举的江淮防线，如何守得住？万一刘豫直奔皇驾而来，岳鹏举北有金兵追击，南有伪齐阻兵，他赶得急救驾吗？”
其实伪齐刘豫直扑建康的机率可以说微乎极微，又或者他真的直扑建康，韩世忠和张俊豁出一切力量防守，两淮防线也许是守得住的。
但，太冒险了，对于皇帝的安全来说，太冒险了。
我相信岳鹏举也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觉得冒险是值得的而已——这就是我跟岳鹏举最大的不同：在岳鹏举眼中，为了整个大宋的国家利益，皇帝冒点险是应该的。而在我心中，没有皇帝，没有赵氏，就没有大宋，或者说大宋是赵氏的大宋，皇帝的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整个大宋的利益只能摆在第二位。
这就是大宋赵氏皇族百年来优待士大夫的结果。
当年太祖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靠的是石守信一众武将，为了以防后世再出现此类事件，太祖“杯酒释兵权”，让石守信等一众将军兄弟们放掉兵权，拿着金银财宝回乡当了富家翁，并于朝中极力打压武将势力。
大宋对于武将而言，是一个憋屈的时代，但对文官来说，却是一个美好得宛如天上人间的朝代。
太祖“皇袍加身”后，一直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皇位的正统性问题。
从古至今，华夏之地推崇的一直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派来管理这天下万民的。
但太祖来位不正，毕竟大宋疆域在柴荣时代就已打下基础，柴荣死后，大宋江山是太祖和一众武将兄弟们从柴荣遗留的孤儿寡母手中抢过来的，皇位的正统性永远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太祖善待柴氏后人，并从皇位的正当性下手，善待控制着天下思想舆论的士大夫们，让士大夫的利益与赵氏皇族紧紧相连，借士大夫之口，让天下万民觉得赵氏来坐这锦绣江山是多么的合理，多么的正当。
男儿膝下有千金——华夏之地，自从有皇帝以来，惟有我大宋立国百余年，文官士大夫们是不需要向皇帝三叩九拜的。
太祖还曾留下遗训，士大夫不因言获罪，若非谋反，不得诛杀士大夫。只要士大夫敢说，即使皇帝觉得不顺耳，也只能在那听着，听烦了，最多把你流放而已，从不曾因谏言杀过一名文官。
当日苏轼被流放岭南，还曾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没有大宋皇帝的容人之量，又何来苏东坡的豪气干云。
甚至，皇帝想让士大夫为国效力，还要看士大夫开不开心，对官位满不满意。
当年司马光就曾因为宋神宗安排的官位不对胃口，多次避而不受，神宗逼于无奈，让太监追到司马光家的茅房，对着正在如厕的司马光宣布人事任免，司马光才边用右手拿着厕棍（北宋还没发明厕纸）擦屁股边用左手勉强接旨——真是皇恩浩荡，追着你到茅房封你官做。
得到身体、言论、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后，大宋士大夫对赵氏皇族有着一种天生的亲切感，这赵氏皇族，可是咱士大夫自己人阿，所以士大夫发自肺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乃——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是也！
这也是赵氏皇族稳坐大宋江山百余年来的真正底蕴——得人心者得天下，得文官者治天下。
“江淮几千里的防线，韩世忠和张俊不到十万的人马，我想是守不住的。”皇帝让我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摇了摇头说：“岳鹏举，还是太年轻，太冲动了。”
我低着头，毕恭毕敬的说道：“官家，岳鹏举也是立功心切，刘光世如果卸任，他麾下整整有五万大军，不论哪个将军都应该会多少有些想法，我想也怪不得他。”
“也是，手中无兵，让将军们谈何建功立业，只是将军手中的兵太多，又怕他有其它想法，为君真难阿。怪不得当年太祖要分而治之，由三衙练兵，枢密院调兵，将帅统兵，练兵的无调兵权，调兵的无统兵权，统兵的无练兵权，太祖英明阿！”皇帝抚着头道：“若不是国家值此存亡之际，我也不会再设节度使一职，让将军重掌练调统兵三权，就怕有一天尾大不掉啊。”
——这是掏心窝子的话了，听得我心中感动不已，连说：“臣等无能，让官家忧虑了。”
皇帝摆了摆手，道：“时势如此，如何能怪你。秦爱卿，多年相处，你对我也可算是忠心一片。近来夜里，我独自一人时常想，我大宋如果能多几个如你一般的忠义之士，那中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赶忙拱手道：“臣惶恐，忠君报国，本就是臣分内之事，何来仁义之说，请官家收回评语。”
“也罢也罢，秦爱卿，时候不早了。”皇帝道：“你也早点回府歇息吧。”
“是，官家。”我拜别皇帝，退出了皇宫。
收回伪齐领土，也许可以不动一兵一卒，借力为之，又何须冒此大险呢？
我走出皇宫时，望着黑夜中那轮孤月，心中暗暗说道。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三月初九，皇帝在都督张浚多番请求下移驾建康府。
因前期多次打败金齐联军，整个大宋朝堂抗金形势一片大好，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将士，个个慷慨激昂。特别是军中，北上伐齐，收回故土的论调甚嚣尘上，一时间中兴之势似乎指日可待。
整个朝堂和军队之中，最为尴尬的人就要数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了。
刘光世在此前多番战役中，带着他的五万军队，东躲西藏，左挪右闪，面对金军，一直避而不战。
而且他往往料敌在先，但凡能预判到敌军将往何处行军，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何处撤退，并在军中大放厥词，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跟众将士说此时的撤退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进攻，现在的软是为了将来的硬，要为皇帝留下擎天保驾之人马云云。
但抗金形势好得大出他意料之外，以往金兵和伪齐进犯我大宋，我大宋军队都抵抗得极为吃力，当年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金兀术）到我大宋“搜山检海”，皇帝甚至要乘船避入海中以求自保。
所以每次金齐联军军队撤退之后，刘光世虽然避战，但作为拥兵五万的统军重将，朝廷对他也还是只能以安抚为主，勉励他要知耻后勇。
他倒也是识时务之人，每次收到安抚诏书，都上奏一定尽力而为，好向朝廷负荆请罪。偶尔碰到伪齐较弱的军队，马上变得奋勇争先，露出一副恨不得马上为国杀敌立功的好形象。
而且他所率五万人马之中，多以原来的溃兵、盗匪招安组成，士兵匪气极重，将领骄悍难制。
说句实话，他打战不行，在带人方面确实是有一手的，这些溃兵盗匪首领们在他面前，个个服服帖帖，毕恭毕敬，以他马首是瞻，惟命是从，这也是皇帝一直没有罢免他这个逃跑将军的缘故。
可惜此时整个抗金形势不比从前了。
自从张浚任朝廷右相兼三军都督以来，主张大力抗金北伐，于各大军区协调军事，在韩世忠、张俊、岳鹏举努力配合下，打了好几次胜战，一时间北伐之声占据了朝堂主流。
作为屡次避战的淮西军区大帅，刘光世在朝堂上自然物议汹汹，都督张浚更多次上奏皇帝，需在北伐之前，罢免刘光世，以儆效尤，警慑各大军区将帅。
皇帝曾垂询于我，我一时间也打不定主意，只是回奏若无合适人选统领淮西五万人马，不宜罢免刘光世。
但，朝堂第一逃跑将军的名号不是白得的，刘光世见势头不妙，且张浚多次在朝堂上说出不罢免他誓不罢休之言，再次施展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逃跑神功，以退为进，皇帝到达建康府后，主动向皇帝请求辞去淮西军区大帅军职，并献自己所管金谷一百万以助国用。
绍兴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皇帝颁布诏书，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少保、节度如故，改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不再领兵。
我常想，以看清形势，明哲保身而言，刘光世当为我大宋朝堂第一人，不仅身前尽享荣华富贵，死后还以忠义之士身份配享太庙，世称“中兴四将”之一，也算一生圆满。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
刘光世卸任后，张浚以岳鹏举拥兵过重，不好控制，且所提战略太过冒进为由，向皇帝奏请，不宜将刘光世五万大军交于岳鹏举统领，皇帝准奏。
张浚总算是报了岳鹏举当年于龟山不支持他北伐战略的一箭之仇。
此时，我已执掌朝堂枢密院，同年正月，我派遣的何藓出使金国已返回大宋，在孙靖前期与完颜昌的接触下，顺利的带回了议和的消息，并带回徽宗已然去世的噩耗。
皇帝与我闻讯后，痛哭了一场。伤心后，我奏请皇帝，遣王伦出使金国，迎徽宗尸骨回大宋，重礼发丧。
我观朝堂之上主战之势已成主流，就将议和之事按下，偃旗息鼓，以不变应万变。
不曾想，变数真的出现了。
变数出现之时，我本有机会改变一切的。
可能是当时的我正为和完颜昌谈判议和筹码之事而大伤脑筋，无暇他顾，又或者是我心底里潜意识希望整盘大局出现变数的原因吧，所以当讯息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忽略了此事。
一直到变数结束，尘埃落定之时，我将整个事件复盘，才明白了当日密探探回刘光世在军中醉后说那句狠话的意思，那句“我就以五万虎狼之兵换你头顶官位”之言的真正用意。
那一刻，我才看清了刘光世温和外表下隐藏着的狰狞面孔——真不愧引而不发，一击必中之人，他以一种玉石俱焚而又全身而退的方式击败了如日中天的张浚。
永远不要小瞧那些可以什么都不干光笑着就能拿到好处的人，也许当他们拉下脸来时，警报已经无用，危险已然降临。
我大宋满朝文武，包括我在内，都小看了刘光世真正的带兵能力，以及他那颗需要保护但却被张浚践踏得粉碎的自尊心。
原来，可以带着淮西军区那五万匪气熏天的军队东挪西闪，打打反击，就已然是莫大的本事啦。
换作别人领军，别说挪了，连命都是要丢的阿！
而变数，是从岳鹏举开始的。
皇帝于绍兴七年一月见岳鹏举时，在听到岳鹏举誓师北伐，马革裹尸的上奏之后，龙心大悦，曾口头答应罢免刘光世后，会把淮西五万大军调拨于岳鹏举统领，让他集中大宋优势兵力，北伐伪齐，收复河山。
但在我和张浚的劝说下，皇帝放弃了岳鹏举颇为冒险的军事部署。
张浚更力劝皇帝，不能将五万淮西大军调拨岳鹏举统领，以防岳鹏举兵马过多，无法防范。
皇帝考虑再三，同意了张浚的意见，并下诏给岳鹏举，言“淮西合军，颇有曲折。”表示无法将刘光世军拨与岳鹏举。
岳鹏举接到诏书后，想起几日前与张浚在军中商讨军事部署时张浚对其讥讽之言，知是张浚从中阻挠。
岳鹏举本就是心高气傲之人，本以为可以集合刘光世和自己麾下总计十万大军，挥师北伐，建不世奇功。
哪曾想被张浚从中做梗，还要受他侮辱，一时胸中积忿，向皇帝上了一道请求罢免军职的奏章，其中写到“与宰相相议不合，自行解职”。不等皇帝批示，只向随行机密官黄纵略交代后，就离开建康，回到庐山母墓旁守制去了。
这已是岳鹏举第二次自行解职了。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初，在镇江府北伐军事战略部署会议上，岳鹏举与张浚在北伐战略上意见不同，被张浚狠批了一顿，
同年三月，年已古稀的岳母姚氏病逝。岳鹏举悲痛不已，目疾复发，上报朝廷自行解职，扶母灵柩至庐山安葬，并乞守制三年。
最后在朝廷再三催促之下，岳鹏举于同年七月才重回军中。自古守孝，是朝中大臣对父母应尽之责，不孝之人谈何忠义。所以上一次岳鹏举自行解职，皇帝也不好说些什么。
但这一次，岳飞鹏举以跟宰相意见不和再次自行解职，却是犯了朝堂大忌。刘光世刚被罢免，中兴四将只剩其三，值此北伐用人之际，身为中兴四将的岳鹏举再自行解职，就有要挟皇帝的意思了。
岳鹏举回庐山的消息一传来，皇帝勃然大怒，连夜宣我入宫奏对。
这一回，我选择了向皇帝解释何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何为“去执念，顾大局”。
我进宫的时候，已过了傍晚时分，漆黑夜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的孤月。
此时正值初春时节，宫内树木旧叶已去，新叶未添，只余零星枯枝败叶，给人感觉一片清冷萧索之气。
随着领路太监进入皇帝书房，我见到书房内一片狼藉，有些奏章被扫落于地，太监宫女们个个匍匐不起，战战兢兢。
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紧锁眉头，脸上怒气未消，胸脯起伏不定，可见刚发火不久。
我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正襟危坐的拱手道：“臣秦桧，参见官家。”
皇帝见是我，向书房内的宫女太监们摆了摆手道：“本官家与秦爱卿有要事商谈，你们退下。”
书房内的宫女太监们如逢大赦，磕完头后，鱼贯而出。
我见皇帝神情缓和，随即俯下身，去捡地上散落的奏章。
皇帝见我此举，站起身来，说道：“秦爱卿，这等事，让宫女去做就好，你堂堂宰相，怎可替本官家打扫房间阿？”
我捡完奏章，将其放于玉案之上，笑道：“官家，《世说新语》曾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今日会之帮官家扫扫这御书房，以便官家运筹帷幄之用。”
皇帝听完，笑着说道：“本官家原本心情郁闷，听你说这话，心情好多了。”
“官家是在为岳鹏举请辞一事伤神吧？”我关切的问道。
“唉，倒也不是伤神。”皇帝背负双手，踱起步来，边走边说：“岳鹏举以‘与宰相之议不合’为由请辞，居然不等本官家批示，自行就解了兵权，回庐山为母墓守制。实际上是不满本官家未按前段时间的约定，把刘光世五万大军交于他管制。若说要‘伤’，岳鹏举伤的是本官家的心。
自建炎四年以来，他每打一次胜仗，本官家就升他一次官，你说这军中，有何人升迁速度如他之快。唉，本官家一直以为他是精忠报国，毫无二心之人，没想到他动不动就辞官，枉费本官家一片心血，教本官家如何能不伤心。秦爱卿，此次本官家听张浚之言，未将这五万兵马调于岳鹏举，你说到底是对是错？”
我沉思了一会，拱手道：“官家，对于刘光世五万大军何去何从，会之此时还没有主意，但是仓促之间就将这五万兵马交予岳鹏举，会之认为也是不妥。”
“哦，此话怎讲？”皇帝问道。
“刘光世留下来的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人马的军队，还包括很多的粮草淄重，金银财物。我大宋中兴四将，除去岳鹏举之外，韩世忠，张俊二人对这支队伍，应该也是有些想法的。”
皇帝停下脚步，锁着眉头望着我道：“说下去。”
“韩世忠与刘光世素有间隙，且刘光世部将王德曾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两支队伍积怨已久，故韩世忠虽有想法，也只能徒叹奈何。”听了皇帝话语，我侃侃而言：“然张俊就不同，此次击退伪齐，取得淮西大捷，主要战功属于张俊及其部将杨沂中，岳鹏举驻守两淮上游未能参战，且岳鹏举曾为张俊部将，二人关系并不和睦。岳鹏举这几年晋升极快，张俊对岳鹏举本就极为忌惮。如若撇开张俊，让此次未立战功的岳鹏举骤然接掌这五万大军，张俊定然不服，不服就会生事端。所以会之同意张都督的意见，不可立即将军队交予岳鹏举。”
“但中兴四将刘光世已然去职，岳鹏举又自行退隐，四去其二，这可如何是好？”皇帝烦闷的说道。
“岳鹏举退隐，只是一时激愤，而且官家您也并未同意。”我笑着拱手道：“解铃还需寄铃人。可让张都督派人到庐山请岳鹏举还军。官家可再修书一封，将会之方才所言告知岳鹏举，明言您的难处，岳鹏举自然就会还军了。”
“如若他拒不还军呢？”皇帝问道。
“我观岳鹏举一生志向，无非是想借北伐之举，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此次他自行解职，诚如官家所言，不过是前期施恩太盛，助长了他的傲气，骤然受挫，一时无法接受而已，也许现在已然懊悔。说句大实话，他手中若无兵权，如何能驰骋沙场，杀敌立功，留下声名。官家现在给他一个台阶下，他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会拒不还军呢。”
皇帝听后，抚掌开怀，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秦爱卿不愧国之栋梁。”
“官家言重，会之愧不敢当。”
“对了，秦爱卿，刘光世留下来的五万人马，不知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予本官家听听。”皇帝诚恳的问道。
我拱手说道：“官家，会之未曾领军作战过，并不懂兵，军务实是我的弱项。且张都督作为前线总指挥已有两年有余，屡立战功，对于江淮防线各军区也最为了解，刘光世五万大军何去何从，我想应以张都督的意见为准最为适宜。何况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于刘光世五万大军，会之只是觉得不宜马上交给岳鹏举，至于该由谁统领，如何安排，倒真的未尝想过。”
皇帝赞赏的看着我，说道“秦爱卿真是正人君子，居然对自己的短处毫不避讳。不过你说的也确实在理。好吧，今日天色已晚，你先回去歇息吧，我想，过不了几日，张浚就会把人选告予本官家了。”
“微臣告退。”我一揖到底，向皇帝拜别后，随领路太监退出了皇宫。
如果说我未曾想过由谁来统领刘光世留下来的这五万大军，这定然是句假话。
但人力有时而穷尽，我自己曾反复思索，却给不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和人选。
纵观我大宋诸位大将，我毛骨悚然的发现，这淮西五万大军，由已然卸任的刘光世统领其实才最为合适。
但覆水难收阿，刘光世去职已定，我只能寄希望于张浚在逼刘光世下台时就已想好了后手，不然后果真的堪忧。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尽量不牵扯其中，受无妄之灾罢了。
所以，在皇帝面前，我选择了闭口不言。
绍兴七年四月，张浚派兵部侍郎张宗元到岳鹏举鄂州军中做宣抚判官，监督军中各将。
皇帝命李若虚、王贵去庐山请岳鹏举还军，岳鹏举先是不从，李若虚劝了岳鹏举六日，并当面斥责岳鹏举“宣抚原为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厚恩，付以兵柄，当此国难之时，宣抚以一己之私，坚不统兵，若虚等因宣抚不从受刑而死，何负於宣抚？然宣抚心岂愧疚”。
岳鹏举思前想后，也自觉确实辜负了皇恩，痛定思痛，终于受诏朝见，返回鄂州军中。
至此，岳鹏举自行解职一事终于告一段落，完美收场。
而刘光世的五万大军，都督张浚并未将其交予任何人，而是将其一分为六，军权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成了当今朝廷唯一一支没有军队统帅，直属于都督府的军队。
原来这才是张浚的真正打算，他从来就未曾想过把这支军队交予任何人，从逼刘光世下台时起，他就已经打算将五万人马的军权和财权纳入自己手中，以作北伐之用。
答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应该也是被逼出来的选择。
往昔，朝廷四大军区的统帅在自己的地盘内，不仅拥有军区的军权，而且拥有军区的财权。
中兴四将慢慢变得拥兵自重，日益骄横跋扈，不仅对朝廷号令阳奉阴违，军区之间的互相配合也效果不佳。
张浚作为大宋战时大都督，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采取的是杀鸡儆猴的手段，把最为畏战的刘光世拿掉，让自己的直系参谋军事吕祉节制这五万人马，再由武将王德任提举训练军队。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既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又让自己手中多了一支随传随到的军队。
问题是，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刘光世五万大军，多由溃兵、盗匪组成，军队内士兵匪气极重，将领骄悍难制，现在张浚让吕祉这名文官节制，实在是强人所难。
张浚是想用我大宋过去的带军方法，将练兵和调兵之权握在手中，战时再让将帅统兵，以达到辖制的效果。
可惜事异时移，大宋已不是原来的大宋，军队也已然不是原来的军队。
我接到张浚将五万大军一分为六的消息后，马上让心腹孙靖交代隐于各军之中的密探，一定要注意军队将领动向，若有异象，马上上报。
可惜，祸事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如此的迅猛，如此的让人措手不及。
绍兴七年八月八日，原刘光世麾下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五万余人，裹胁百姓十余万投降伪齐刘豫，史称“淮西兵变”。
乱世惊雷，从天而降——大宋多年以来所有的北伐准备毁于一旦。
而此时的我，正静坐于家中书房之内，准备着人生中最为华丽的一场演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