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卷舒
(一)
我抱着一摞考试卷子，刚上到二楼的楼梯口，就看见系主任拉旁塞教授站在我办公室门前。他脸上挂着欢喜，语调也很轻飏，“一位土著印地安人，叫卡伦·伯格，想申请我们这个助理教授的职位。这是学校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办公室转来的申请材料”。
我赶快接过那个大的牛皮纸信封，禁不住心头的喜悦，感叹了一句，“啊，一位土著印地安女博士来申请我们的教职，太好了”。
脑子里的念头闪过，美国的平权法案真是行之有效，让这位土著印地安人，跨过了层层的筛选过程，直接来我们学校面试，就像是美国网球公开赛上，一位选手不用一轮轮地筛选淘汰上去，就直接进入了决赛。
拉庞塞也是毫不掩饰他的兴奋，说自己工作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位土著美洲人从印地安人保留地里走出来，到这里申请工作，而我们今年招聘的教职正好还在空缺 ( 见 招聘教授 )。
来美国这么多年，土著印第安人对于我，还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只是在电影，书籍，博物馆见过他们。有时开车路过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公路边会有巨幅的广告牌，写着, 距离这里n 公里的地方, 有某某印地安部落的Casino（赌场），可谁也没有真开车下去过。在一般人眼中，印地安人的保留地，是一些比动物园，国家公园还要陌生、神秘的地方。
记得刚出国那会，我的舍友索赫拉，一位伊朗来的医学院博士生，告诉我，如果星期五晚上能舍出点时间，一定要看电影《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Mohicans），那是她心中的男神。我得承认那位英国贵族出身的丹尼尔·路易斯（Daniel Day-Lewis），是一位天才的演员，他让我相信，印地安人就是他的那副样子，有着一双摄人魂魄的眼睛，有着两只外科医生般修长传神的手。后来，工作来到麻省，去过几次印地安人的露天博物馆，才近距离地看清了附近部落的原住民，他们的服饰，树皮屋，捕鱼的独木舟，才知道银幕上“莫希干人”和生活中的“莫希干人”差别有多大。
现在，我们将有机会遇见一位真正的“莫希干人”，还是一位女性，她该是多么的了不起，才会跨越我们相隔的千山万水，风云雨雪，来和我们相会。
我想象着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手，穿过历史的沙尘风暴，扬鞭跃马，飞奔而来，她穿着插满羽毛的衣服，佩着长弓短剑，带着勇敢、智慧、纯真，她将会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冲击，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心里充满了期待，好奇，还有激动。
（二）
招聘委员会的其他三位教授，罗斯、斯密思、史蒂文生，像系主任拉旁塞和我一样，很高兴即将见到这位土著印地安人, 卡伦• 伯格博士。
我立即电话联系伯格博士，给她安排得格外上心，怕她刚出部落，不会开车，跟学校的车队联系好，请他们去机场接机，又订了学校旁边面对大海的旅馆，让卡伦比前面几位来面试的人，多出一天休息时间。
我们约好晚上我请她去一家海鲜馆吃饭，六点整在旅馆大厅接她。她问我长相特征，我嘴上答着，中国人。心里却想，我找你吧，印地安人好认。
我在大厅里等到六点五分，十分，也没看见我期待的印地安女人。刚想打电话给系主任，一个金发的白女子，迈着类似T台的步子走过来，“卷舒吗？我是卡伦。”
我惊讶得手机差点摔到地上，从头到尾打量着她，金头发，绿眼睛，身段玲珑有致，皮肤白皙细嫩，再就是她已经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徐娘”了。
第二天上午的面试，还是选在三楼的小会议室。我们和卡伦分坐在硕大的椭圆型桌子的两边。
尽管有我的提醒，见到卡伦，委员会的其他四位教授还是惊诧得半天没能进入正题。斯密思把他坐的椅子往后竭力地翘起，椅子的二个前腿整个悬空，仿佛以这种负负得正的方法，让他完全失衡的心脏，能够平静下来。他的二个胳膊抱着脑袋，大叫一声，“哦，上帝啊，你怎么会是印地安人哪？”
罗斯教授隔着桌子和卡伦握手，可他的手臂在收回来的途中，却打翻了他自己的茶杯。在泼满桌子的茶水里，还能辩认出，写着刚劲的中国书法——西湖龙井， 这几个字的茶叶包。
卡伦是屋子里面唯一从容不迫的，她微笑地看着大家，等着混乱平息下来。她对于这种“面试前奏曲”，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卡伦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两条小腿整齐齐地摆成45度角的斜线，一双脚背圆致致地卧在黑色的船形鞋里。她细语轻声地说：“我母亲有八十分之一的土著印地安人血统 ，我生长在纽约，工作了很多年，厌倦了早八晚五的日子，想回学校读博士，就去中西部的印地安保留地申请了一个身份”。
我这才知道，卡伦有1/80土著印地安人血统。昨天晚上，我查了一下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规定，具有千分之一的土著印第安人血统，就能被认定为土著印第安人。申请者必须提供自己属于哪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证明，而那个印第安人部落，则必须是在被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Bureau of Indian Affairs）认可的部落之列。
几位教授听完了卡伦的介绍，也是嗯哼了几下，表示晓得了。
“噢，申请印地安人的身份也没有什么规定的程序，你自己提出要求，提供相关的材料，就能得到批准，关键是要去找到一个印地安人的部落。”卡伦又补充了一句。
卡伦说话时看着圆桌另外半边的每一个人，目光在每张脸上停留的时间差不多。她的动作不大，来回摆头最多75度角的一个扇面，笑起来只露出8颗上牙，就闭关自守了，而那一排皓齿是卡伦浑身上下最亮的高光点。
我不难想像，倒退十年卡伦是怎样婀娜又风情地穿梭在曼哈顿的高层办公室里的。
（三）
这几个“大名字”带着处理公事时应有的微笑端坐在那，来来回回地重复几个礼节性的问题,“你喜欢波城吗？你觉得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吧？路上有没有遇到塞车？” 既没问她的论文，也没问她能担任哪几门课。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穿戴得特别正式，有点接待英国王室的阵势，不久前的三位申请人来面试，这几位也就穿着所谓的“Business Casual”---正式些的平常装。还有一天的工作等着，舒服总是美国人的选择。
我感到“大名字”他们那份已经拿好了主意的笃定和距离。
卡伦一定也觉察了在这种轻松话题下的冷漠，把脸转向我。我对卡伦这一刻的心痛难忍，感同身受，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这么多年以来，我经历过各种类似的，甚至是更加糟糕的时刻。在我们四目相视的瞬间，我做出了决定，走出躲在“大名字”光芒下的胆怯，一反每次面试甘当的次要角色——在电脑上记录面试内容，向卡伦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像论文选题，数据收集，还有印地安部落的一些我感兴趣的事，如年少的印地安人是否愿意到外面学校念书，他们是否和部落以外的其他种族通婚等等。
斯密思不耐烦的一句：“你的这些问题问她和问我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我转头对着斯密斯一字一顿地说，“对于这些问题，你知道的也许更多，可是卡伦的回答是来面试的必要程序，是我们的工作。既然我们请卡伦来面试，我们应该对待卡伦， 和对待其他的申请人一模一样。”
尽管系主任和罗斯也找些话题， 原定一个小时的面试，不到四十分钟也就结束了。
（四）
第二天早上，系办公室里的咖啡晨聚比平时热闹了很多。斯密思大叫：“上帝怜悯我，如果那个 blonde（金发碧眼的美女）是印地安人，我就是索马里人。”
斯密思说完了之后，张开大嘴肆无忌惮地笑起来，其他的人也跟着笑，但是频率低很多，音量也小很多，像是领唱与合唱的关系。
史蒂文生接着说：“她也不是唯一的，法律系那年招了个‘黑人’，结果一看比我还白，按美国惯例，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都算黑人。你要是仔细看，也就他的头发是小小的卷，不过，那个你现在也看不见了，那家伙为了拿终身教授，没二年的工夫，头发全都掉光了。”
系招聘委员会还正式地开会讨论。史蒂文生用他一贯的低沉的声音问一些短句：“她念的那个学校叫什么来着？”
“N州州立大学。”我答。
“变化的真快，我上本科那会，和几个哈佛同学开车去Ｎ州旅游，一路上都看不见什么人，两边的荒原像是从来没有人迹的原始状态。现在也有让纽约人去读经济学博士的地方了。”
罗斯教授则表示，他倒希望卡伦是真正的印地安人，她的生活经历会给她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价值观，会给学生和老师们带来新的思考，我们就真的会招聘她的。
系主任拉旁塞很同意，“如果卡伦真的是印地安人，好多地方会抢着聘用的”。
拉旁塞指的是这几天全校盛传的大新闻，人类学系招了一位坦桑尼亚来的马赛族的年轻人，博士还没有毕业，好几个学校都给了他聘书。
我正想着他们不喜欢卡伦的三点理由：年龄、学校，尤其是辨不清真假的印第安人身份，可年龄和学校的排名都是不能上台面的，印第安人身份就更是没人敢碰的烫山芋，就听拉旁塞叫了我一声：
“卷舒，给学校平权法案办公室的报告上，你这么写：鉴于伯格博士的研究方向和我们系今年需要的宏观经济学不相匹配，系招聘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将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考虑她的申请。”
我瞥了一圈屋里的人，从他们上下摇动的脑袋上看，他们都同意拉旁塞的结论。
也是难怪，如果他们写上三个拒绝理由中的任何一条，经济系很快就会接到法院的正式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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