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也许是昨天夜里。我搞不清。

      父亲打电话来，让我回去老家一趟。老家在兰溪，离我有一百七八十公里，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母亲也回去，我们商定她开车从家里来，带上我的衣物，再在半路捎上我。

      我向领导请假。事出有因，他无法拒绝。我没说什么多余的话，交接了工作，就背着自己的包，在大堂的沙发上等着我母亲。

      今天上午下了几场迅猛的阵雨，快到中午的时候天猛然放晴，太阳旁若无人地烘烤着门前的柏油马路，空气被烘干水分后便形成热浪，往上升腾。我在室内吹着冷气，体会不到炎热，打算走出门去等她，但是刚迈出一小步，便被热气不由分说地推回到室内，我于是继续隔着玻璃望着明晃晃的路面，热浪让路面看上去像是波浪一样起伏着。我不知道父亲此刻在做什么。

      母亲发来信息来说她开错了路，让我再等等。我继续回去坐在沙发上，同事隔着柜台的玻璃看到我，在嘴上议论一些什么，头却不朝向对方，显得十分地默契。我不知道我应该抱有什么情绪或者想法，于是一直呆坐着，直到母亲再次发来消息让我出门，说她马上就到。

      于是我走出门，站在扬尘的路边，看那辆黑色的车在起伏的热浪中朝我开来。我被太阳和地面反射起来的热量烘烤得十分热，但是我相信那辆车里应该是凉气十足的，所以我并不心焦。车慢慢在我身前停下。我打开门，看到母亲手忙脚乱地把副驾驶座上的东西扔到后座去。我坐上副驾关上车门，她一边往前开一边问我路的方向。于是我们又靠边停下，交换位置，让我来开。

      在收费站看到有很多重型卡车在原地费劲地掉头。我们得知是去杭州的方向封闭了入口，并不会影响去兰溪的路线。于是我开着车从一堆吭哧着大气的大卡车中间穿过去，驶上高速。

      今天上午上了几场迅猛的阵雨，天放晴后，显得特别的干净。云很安静地躺在空中，用一点点白色点缀，让天空不至于显得单调乏味。这条高速路在小小的连绵的山丘之间穿行，入眼的景色也有趣，加上车流并不多，所以开起来实在轻松，也不无聊。要说有什么不满意的，只有这辆老迈的车，发动机在深踩油门时候的抖动实在太令人难受，嘈杂的噪音也很人不安宁。母亲在旁边断断续续说一些话，我有时候听着，回应几句，有时候想着自己的事情。

      她问我有没有午睡过，开长途很怕疲劳驾驶，我嗯了一声让她放心；又问带了牛奶要不要喝一点，这让我我有些烦躁，因为我和她多次提起过喝牛奶会让我脸上长痘，并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喝牛奶了。她和我道歉，又说起我的差错，说凭证拿进来要先看一遍，这样就不会做完业务才发现不对，等等诸如此类说过一遍又一遍的话。我这时候和她说我实在有些担心父亲。她愣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我说不会有事的，他自会处理好他的事情。我听了这话心情有一些些安定。不管怎么说，母亲和父亲相处了如此多年，如果母亲觉得不会有事，那也的确没什么需要我来担心的。于是我又安心开车。

      我们之间安静了一会。我开着车从慢速的货车旁边开过去，母亲有些紧张。等我们超过那辆货车后，她和我说她更喜欢另一条高速路，因为那边货车少一点。我和她解释说，她口中的那条路开到千岛湖以后，有很长一段限速一百公里每小时的慢路，开起来很是拖沓；再是那条高速没有现在这条有如此宽阔的四车道：四车道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可比起三车道来说更让司机觉得从容。我说完如此长一番话之后又陷入沉默，母亲也闭口不言，周遭只有车高速破开空气带起的呼呼的风声和发动机疲惫又急促的喘息。然后母亲接了几个电话，又拨出去几个电话，用家乡的方言和他们讨论着一些要操办的事情：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事情要去问村里的老人。我听不太懂，所以也就只看着眼前的路，天色没有那么明亮了。

    母亲挂了电话后说事情太突然，她来不及好好收拾行李，只好把衣服胡乱地塞进箱子里，又说今晚上很睡觉的地方不太好找。我说去镇上旅馆开个标间就行。她不说话，因为去开房间要花钱，而她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花费。

    开完高速的路程我竟毫不疲惫。下高速后先开到镇上，然后从镇上再到村里，有一条笔直的水泥马路。说实话我真的觉得那一段路开得我开心极了：两边的树细细高高的，枝干向上生长着，组成一道绿色的高墙，路两旁是围垄起来的泥地，挖了池塘，乡下人会在里面养珍珠。一切景致都显得生动而有活力，在这已经不再猛烈而和煦的阳光下显得可爱而又温柔。我记得父亲之前教我的话，开在路的中间。这条路并不长，我在路的尽头拐弯开下坡，那是村里在一片空地上画出来的停车场。

      我们下了车，拿着行李——对于两天的行程来说有些过多——朝家里的老房子走去。一个同村的老女人看到我们，向我们打招呼，我妈也对她回礼说着客套话，不过我不认得她，所以径直向前走去。

      家里的后院门敞开着。

      我提着行李箱跨进院子。

      院子的白色墙壁显出老旧的暗黄，让本来就已经不太明亮的天色更加昏暗。我站定在院门处，立住箱子，看着这惨淡暮色中的一切。

      我看见我的父亲背靠着大厅墙角的墙壁，双臂抱在胸前，用力支撑住自己。我的大伯，阿妈，哥哥和婶婶站在一起，背朝着我。听到声音，他们一齐转过头来看我，脸上带着我们这一家人固有的令人心酸的表情：眼神很重，向下沉；嘴巴则蜷缩起来，拧成小小的一团。乡下人因为劳作而深刻的皱纹在脸上深沉地扭曲着，攥着我的心脏。我突然有些喘不上气。

      他们这样的表情和眼神就这样凝结住，而我的眼神越过他们的肩膀，看向客厅角落里躺着的人。他穿着一双鞋底和鞋面一样绣着花的布鞋，身体被人用棉被裹住，脸上盖着一张上坟时用来烧掉的黄纸。脸露出了一些，是让人生惧的无法料想到的煞白。我抬起头，看到他的上方挂着我爷爷的照相。照相中的人微微笑着，带着从容而又镇静的眼光看着我。

      我不知道照相上的人会和我说什么。

      我耳边没有了其他声音，终于想起父亲早上打来的电话。

      厚哲，请假回来一趟。

      爷爷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