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4年农历正月初五，祖国西北部柴达木盆地中的一个叫诺木洪的地方，春节刚过，人们都还沉浸在放假与亲人团聚的喜悦之中。家属院里还响着零星鞭炮的炸裂声，此时，农场最繁华的大街~供应站附近的“大十字”已经是人声鼎沸。从各大队，中队來的拖拉机，大小马车，自行车，架子车汇聚于此，那个时代，凡是家中有年轻人的，都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送行的大人在交流着什么，晚到的，则不断打听着自己孩子的行李要装在那辆车上，打听明白了的，就赶快來到子女跟前简单嘱咐几句，拖起行李便奔向停在路边上的解放牌卡车。虽说这次是在农场自办的青年队下乡锻炼，但，沒出过远门的大人对孩子不免还是有些伤心落泪。我则不同，从16岁便由早已在都兰一中参加工作的刘卫民带我到学校上学，每年两次放寒署假，都要经历到机运队走时装行李，到了学校自己卸行李的过程，因为没有太多笨重的东西，行李卷从车上一扔，跳下车，扛起行李便跑向宿舍，为的是占个有利的好铺位。独來独往都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一次去青年队，家里人没有前來送行，只是让一大队开拖拉机的任群，开着将排烟管从驾驶室延长后再通往窒外的40型拖拉机(拖拉机排烟管改造后，增加驾驶室温度)，将我送到场部。
约十点多，送行的领导來了，简单地讲了几句，赠送我们的礼品也带来了。那是若干些个抬筐，成梱绑着红布的扁担，镐头和铁锹。汽车开动了，我们被要求分別站在车箱里，顿时，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在清脆鞭炮的硝烟中人们挥手告別。在凛冽的寒风里，我们的出行为刚逝去的节日气氛增加了些许快乐的气氛！
一大队的东工地。离场部大约20华里。行至不一会便到达目的地，卸车，编，分排班，这些都进展的有条不紊很顺利，因为，先期筹备青年队的中队干部早已经进驻队里，我们的花名册也早已送到他们手中。现在，中队领导所要做的只是拿着花名册点名，先点事先任命好的班排长。然后再点排员，点到谁，谁答，到。领导会告诉你，你是几排几班的。然后，大家站好队，扛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鱼贯地來到宿舍门前。铺位是统一分配的，不允许私自调换，这，有些类似于现在犯人入监的“三固定"管理，即，固定的床铺位置，固定的餐洗用具摆放，固定的学习坐位。那时候要求我们也是，可见我们父辈的监管方法用在我们身上一样奏效。由此而知，人的思想是最难统一的，而，人又是最好管理的，历朝历代亦然。
第二天，由于正是春节，节日气氛不是说非常浓，但有些不同于往常。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到來，从大队调來的猪肉，洋芋，甘蓝，白萝卜正在往青年队送货，我们心里特高兴，知道中午要改善生活了，所以，大家心情特好特放松。开全体青年大会时，我们以排为单位带小凳入场坐下。主席台上给我们讲话的是一位姓钟的领导，(好象叫钟义)还有王金山，队医牛旭玲等等。钟指导员，我印象中个子矮矮的胖胖的，每天拿一个斯大林烟斗，一说话，手里的烟斗便成了他的道具，随他的手挥动。话一停，烟斗立刻回到嘴里吸两口，他有些象前文化部，部长英若诚扮演的《我爱我家》中的一个归国华侨的角色形象。大会宣布，我和一个叫薄阴乾的青年分在勤杂排木工组。会后慰问放电影，是朝鲜片子《摘苹果的时候》由于有中午改善生活的欲望，加之有电影看，被要求遮挡窗户的人做事很麻利一会就干完了。电影开演了，电影里面各人物的台词，早在我们上高中时就背诵的乱熟于心，这会儿，大家还是让电影画面里红彤彤的苹果馋得引起一阵唏嘘声。
一天的蜜月期很快过去了。第二天上班，一个操上海口音名叫王锡根的师傅让我们拉大锯破板材。他告诉我们怎样使用锯，斧，锛，凿，墨斗。木工组，也就是每天将大田班，菜园班损坏的工具，架子车板进行更换维修。秋季，麦子上场时，割麦子的镰刀，耙子，杈和铁锹损坏的最多，所以，也是我们维修最繁忙的时刻。平时就是拉大锯破不同厚度的板材。看着王锡根给圆木上标记的若干线条，我俩将打上线条的圆木扶起用抓钉固定在木桩上，然后就跳上木凳破线，不停地拉呀，拉呀。起初，我和薄阴乾还有的话说，架不住天天如此，话早已经说完了，更多的时间听大锯的节奏，随着大锯伸缩时地"呲呲”声，那吐出来的木屑象雪花儿一样飘洒落在地上，一堆一堆的。
领导对我俩倒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但，对王锡根到是经常询问这一段时间干了些什么。王锡根就按他的意愿汇报，等钟指导员不满意用烟斗比划提高嗓门说话时，他会将责任有意识地婉转地往我们身上推诿，但，让人一听就是转移错误，让我俩承担。因此，很记恨他，加之他平时唠叨，时间长了，我俩也摸索出了干活的规律，每当我俩在外面拉大锯时，便会用锯背在木缝中空拉，没想到这家伙是一个老木匠，沒有大锯锯木缝的沉闷声，他一听便知。立刻从里屋走出来对我们又是一顿上海口音的抱怨，当有一次，钟指导员來木工房检查工作时，他真实话实说地告状了，碍着我父亲的面子钟指导员没深说我，但，老簿被狠批了一顿，这使我俩更记恨王锡根了。商定给他点苦头吃吃，晚春时，王锡根用破脸盆栽了一盆大蒜放在窗下，大蒜长势很好，黑油油地有半尺高，估计照这样长下去，再有十來天就可以吃了，想必王锡根也盼望着早点吃上青蒜苗，突有一天，我们计上心來，和簿阴乾用一点汽油掺上水，每天不间断给他浇点，几天以后，蒜苗不再油黑墨绿，叶子开始发黄枯萎，最后全烂死在盆里，他一点也沒察觉，只是用一口上海话抱怨青海这鬼天气冷热不匀，一盆好蒜苗被风吹“闪”了(闪，类似于感冒)为此，他“懊恼”了很长时间，我俩每天装做没事人似的附合着他说是天气的责任，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自己觉得很对不起王锡根师傅，他那一点微薄的念想也由于自己的年轻不懂事化为乌有，假如王师傅还活着，他也应该有90多岁了。
我们班农场高中毕业生，2017年这次到北京同学聚会，有好事的县上的同学统计指出，农场咱们班男的是杨光，王黎明，邵兰生，谷建国，李永和，那景芳和我。女的，除了粮站的梁艳，只有计成红是农场的。所以，在青年队我们是同学也是队友，杨光他们分在大田排，记得有陈国斌赶小马车，初中同学牛顺清在铁匠铺打铁，葛一丰等等，王空军是72届高中毕业我的学哥，他们那一批毕业生，都兰县都分配了，不知空军他为什么没参加分配和我们一起到了青年队和张京生一块开队里28型拖拉机。
那时，队里的生活很清苦，每天吃得菜都是一程不变的“老三样”白萝卜，大甘蓝，洋芋。喝得水是用小马车拉的大坑里的水。水放在大锅里烧开后翻着浑浊的泥汤。就那样，水也必须喝，不喝也沒別的办法，那时没有桶装水，瓶装水和五颜六色的饮料。退一步说、即使有，也不是我们这些穷青年所能消费的起的，当时已经有果汁和果粉了，但不是每月7~8元工资能喝的起的。更想不到用个人权益保障去抗议，所以，队里得肠炎的人特別多，青年队队医牛旭玲那小诊所里去看病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了。牛医生也只能给几片药。能开个病假条，让大伙房给你做一碗病号饭烂面条，在对组织负责任的当时，吃个病号饭还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说到每个月挣多少工资，据现在和浩门农场那一批老同事陈国斌，曲益民，牟敦才唠起來，他们说，那时，青年队男农工每个月一律挣工资15元，女的比男的多2元卫生费。估计在那贫乏的年代，女同事那2元卫生费她们也不舍得全部用于个人卫生，很可能节省下來贴補了家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实，这正如以后正式分配工作了，每月有1~2元的书报费，很少有个人订报纸杂志一样。如此这样，如果我的女同事她们能看到了我的结论肯定感受頗多。
为了能吃上洁净的水，队里决定在大院里打井，那时没有钻井设备。农场有打井队那也是1978年以后的事，现在是1974年。要是有，我想信，青年队的钟指导员也绝不会冒塌方井毀人亡的危险盲目人工挖掘的。直径4~5米的井在几块方板加三角架提沙设备人工往下深入，挖到约3米深的时候，沙质土层，由于井口，井壁没有支撑物固定，更没有现在的水泥管套筒。所以，沙质的井壁在水的作用下越挖塌方越历害，在下面作业的人一点安全保障感也没有，每当塌方沙子往井下倒塌时，上面的人赶快往上拽人。工程进展的沒有一点起色，就这样耗了几天，领导突然悟到，可以用木桶的方式固定沙质的井壁啊！对，说干就干，他把意图告诉木工班，我们连夜加班，箍木桶是王锡根的强项，在南方会做马桶就会箍大木桶。二天后，一个特大木桶在众多队友的搬运下颤微微地被抬到了井口，许多人用绳索将它吊放在井里，这时，挖井的人又下去了，没干一会，井壁的沙在水的冲刷下塌方的一点面子也没给，干脆立索地将木桶挤得一下彻底散了架。随着木桶的破碎，我们喝清洁干净的井水的高涨热情像泡沫一样彻底熄灭了。拉浑浊的坑水仍然是水房，伙房的必修课，吃得馍"咯吱咯吱”地是每顿饭咀嚼地伴奏曲。
为了多给青年队创收，队领导决定承包一段维修青藏公路的筛沙任务。排长杨光领着他们排的男生带着单帐篷，铁锨，筛子和架子车被送到离农场很远的东边，夏天，太阳的爆晒，帐篷里的烘烤，吃得还是洋芋，萝卜。筛一方砂子多少钱不是我们知道的事，只看见他们撤回來的时候，人人黑干枯瘦的。现在，都会形容生活在青藏青原的人的脸庞是高原红，假如，你能看见当时他们年青人撤回來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和自己的年令绝不相符，高强度的劳动，强烈的紫外线幅射，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得他们呈现的是比高原红更上一层的高原黑。
与此同时，我们和王黎明，那景芳等一批人也被抽去南山拉石头。这拉石头是青年队自己用，还是劳务输出，这一点倒是忘了。只知道每天乘解放车到南山採石场，用粗铁丝和抬杠将1~200斤的石块抬车上，直到司机说，行了，别再装了为止。渴了，南山河沟里有的是水，爬在地上管够地喝。喝饱了，用手擦擦嘴巴，用袖子蹭蹭头上的汗，爬上汽车将石头运往目的地，卸完车再坐车大厢上返回南山。一天往返几次，南山电站的砂石搓板路把人颠簸的灰头土脸。如今，一提到农民工，舆论就同情煽情地说弱势群体应该如何如何。想当年，我们形同农民工，穿得破衣烂衫，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没有什么难为情，没有什么人耻笑。吃的是仅能填饱肚子，没有什么油水，干得是繁重的体力活。那时候没有舆论监督，没有舆论报道，大家都习以为常。觉得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命该如此。现在说这些真不是为了煽情，那时也没有成千上万块钱的服装，就是有，也不是我等这样身份的人所能穿的呀！现在说，有的农民工坐公交车不坐在座位上而坐在座位下，我想，假如我们满身的尘土，满脸让汗水冲的黑花脸，我们也会选择坐车地板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
74年的冬天，它也和往年一样寒冷，所以，青年队的我们也漫无目标地生活着，别人不知道。但，我至少是这样想的。没有远大理想地我活得很开心，那是一种与世无争，少年不知道愁滋味，无欲超脱地快乐。正在想着今年冬天如何在青年队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时候，中队领导宣布我们将被各农场交换调动，诺木洪农场青年队的人要被调往千里之外的浩门农场。说实在的，我当时抱着的心情很简单，即，"我是革命地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垒上高楼不骄傲，砌到厕所不悲观”。无所谓命运把我抛向那里，倒是那件黄大衣，黄挎包挺吸引自己的，那是军装绿，我希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现在回想起來，当年自己的思想是那样纯朴幼稚和单纯。
青年队终于解散了，根椐我的劳动评定，我分到了110多元红彤彤一元一元的新票一梱和10几元零钱，这是我平生手里掌握的第一笔巨款，我高兴地将钱交给父母，父母一分钱没要说:你自己挣的钱，你拿着吧，到了新地方能用的着”！就这样，怀揣着近一年的100多元的劳动所得，在1974年的冬季，我又踏上了另一段的人生旅途，我不知道前方的路是否坎坷，但，你必须去用脚丈量，因为路就在前方，路也就在自己的脚下。
完
201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