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都要有个来龙去脉，哪一代人的故事，也都要从上一辈说起。

我父亲与我一样，与我们祖辈上一样，生在月牙泡。那年冬天据说冷的很，雪漫苍天，风彻大地，大概是气候变暖了吧，那时候不知怎么好像要比现在冷得多，有人说男人出门撒尿要用小棍敲，不然会冻上。没人记得清那是哪一天，就是一个冬天，我父亲降生了。奇怪吧，父母记不得孩子的生日，即便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也没人知道我父亲到底生在哪一天。记得清楚的是我父亲差点被扔到西边大河里去，也为那时候襁褓里的他过于羸弱，我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就是，这能活么，与其他活不下去白遭罪，不如就当没这个孩子罢。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这都是长辈们说的，我偶尔听来的，是非真假，我也不甚清楚。后来是我的太奶奶把我父亲救下了，无论如何，一条人命不是，这是我爸说的，如果没有我太奶奶就没有他，也就更没有我了。

无论如何，最终父亲他老人家是顺利成长起来了，不过身子骨羸弱却是始终未变，现在也是一样。

太早的东西，我其实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能说的关于父辈的事其实是少之又少的。父亲最早的故事是学校里的故事，是有关学校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故事。那时候的学校在村子边大路旁，坐落在稻田地里，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儿围出一块操场，南北两进平房。那会儿的老师啊，水平实在是不怎么地，很多初中毕业就去当小学老师了，甚至还有小学毕业就教小学的，我爸说他们那个老师，一天天带个小眼镜一边讲课一边抽烟，烟瘾极大，满屋子学生家他自己被他弄得咳儿卡咳嗽，那屋子里乌烟瘴气都发蓝了都，再加上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教室里要生炉子，一帮孩子也弄不好，炉子也冒烟，老师也冒烟，屋里好像西游记里凌霄殿了，就是这味儿实在是不好闻。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念书的，书念得，就那么回事儿吧，五年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背着个挎包来到地头儿，对着正在插秧的我的奶奶说：“妈呀，我不念了！”我奶奶头都没抬，眼皮都不眨一下：“不念更好，回来干活！”

我时常认为这是那个年代农民不重视教育的小农思想，宁愿多个劳动力也不愿意花那个闲钱念什么书，我父亲也埋怨，那时候要是我奶奶不这么说，他也许就继续念书，有了文化，也就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直到后来从我爷爷口中得知，原来这事儿跟我奶奶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根本是他不好好念书，撕书叠片技（piaji，据说原来是满语，汉语没这字），上课弹溜溜，这都是他干的。那时候我父亲有许多玩伴，所谓光腚娃娃，他们喜欢在稻田地理抓蛤蟆摸鱼，喜欢在月牙泡子里扎猛子游泳，那时候夏天的月牙儿泡子，真的是草长莺飞，花红柳绿。书不念了，整日里除了疯玩疯跑就是农忙时候下地干活，那些和父亲在一个教室里的孩子们也都离开学校，慢慢的走向田间地头。这很正常，我是说在那时的父母眼里，农民嘛，就是这样一辈一辈走入田地之中，每一辈人都要接过父辈手中的镰刀和秧苗，种下粮食，收获粮食，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宿命。父亲到草甸子里放过牛，给人家瓜地看过瓜，在这片黑土地中摸爬滚打。说也奇怪，我父亲出奇的胆子大，我是说面对牛鬼蛇神这方面。那时候看瓜地是在瓜地旁边搭个窝棚，当时我爸的窝棚搭在坟圈子旁边，嗯，毛骨悚然，有一次半夜睡不着从土里扒出骨头渣子的场景我也真是难以想象。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出生的父辈，接受了这样的宿命，可是这个社会，却越来越难接受他们。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可是地处边疆的黑龙江大概八四年才解散生产队，那时的父亲已经十几岁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很多人不太适应，比如爷爷。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的包产到户，爷爷一直没准备好，这股东风吹到的时候，很多人早已开辟了许多荒地，最后分到了许多土地，这期间也有很多偷奸取巧，村委会从来都是几个人的村委会，这点在我们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老实本分的爷爷分到了土地，不多，但也饿不死，农民嘛，也没什么高要求。不过此时年轻的父辈正在年轻进取的时候，倒腾东西，买点零碎，再也不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了，十几岁的父亲也跟了一股风，攒钱弄了个旧自行车，整了个泡沫箱子，开始走街串巷，奔走于十里八乡买冰棍。我父亲小时候卖过的冰棍，我小时候还能买到，而且在我小时候也还有和当时的父亲一样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卖冰棍的，那时的冰棍好像有橘子味的，菠萝味的，是一个螺旋形转的大冰坨，我们叫陀螺冰棍，是不是这个陀螺两个字我不清楚。

按理来说，很多文学作品中，在这个年代做点小生意的，经过多年沉浮如今必有作为，可惜我父亲的从商之路毁在几个坏孩子身上了。那是一个六月，父亲擦着汗骑着自行车叫卖冰棍，这时路边窜上来几个小子拦着他，商量说我们拿鸡蛋换冰棍行么？当然行了，商品经济不发达，以物换物不是在正常不过么，更何况那时候鸡蛋是稀罕玩意儿，父亲欣然同意，看着那几个鼻涕拉瞎的小破孩，把鸡蛋放进车上的泡沫箱子里，心满意足的走了。父亲迎着阳光，迎着微风，目光所及，是尘土路上，两旁白杨垂柳，野花团簇，心里高兴的他甚至哼哼起小曲儿来了，正感觉着东风妩媚前途可期的时候，他就闻着味儿不对，我说什么玩意儿这么臭呢，还不是正经臭，那味儿说不出来的恶心，父亲紧紧鼻子，心说不好，忽然间探出腿停住车，打开泡沫箱子一看，他妈的臭蛋！心说这几个小王八蛋损透了，这鸡蛋，顶风臭八百里，什么玩意儿！可把我父亲气坏了，箱子一扔，可去你娘的吧，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再不干了。父亲的商海浮沉沉沉，到这就算沉到底了。

我父亲在研究这些的同时，他的朋友，我赵大爷，在四里八乡已经打开了，马踏阿什河两岸，拳打满族乡六村，各个大队就没有他没揍过的。这位大爷小时候熊得很，胆小怕事，这几年长大了长开了，长大膀大腰圆那体格甭提多好了，原来欺负他那些小孩儿都绕着他走。说到这不得不说东北那些年黑社会真的猖狂，这些事儿咱们且按下不表，单说我这大爷，搁现在的话来说，是个狠人。他可以说坏事干尽，年轻的时候去哈尔滨混，经常是靠打架挣钱，接单，一个人给多少钱，预备好镐把甩棍西瓜刀，等着面包车来接，到地方一拉车门让揍谁就揍谁，也不管认不认识，给钱就干，后来出了事，远走贵州，在贵阳因为和人发生口角又打架，踢人踢得自己脚板都骨折了您说得多大劲儿，搁他的话说，他那会儿的体格能把一个人掐脖子拎起来还能腾出右手给他两拳。那时候无论哈尔滨也好，阿城也好，这边黑社会地痞流氓实在多得很，应该也是和改革开放有关吧，那时有名的加里森敢死队，和九十年代的古惑仔。最后我大爷还是折了，那一年偷电缆，还偷变电箱里面的那些大铁坨，被巡警发现了，此时一枚倒霉的摩托仔恰巧路过，我大爷二话不说到路上抬棍子就给截住了，这一棍子正揍到脑袋上，那位靓仔顿时是万多桃花开，我大爷骑摩托捡起摩托就跑，可惜没跑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且先交代这么多，喜欢的或者爱听故事的朋友点个喜欢和关注，谢谢。没人看没动力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