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拓跋焘气得大骂。拓跋焘大家都知道是北魏太武帝，这个尖头奴又是何许人也，胆敢冒犯皇颜，让其破口大骂？
古弼（？——452年）是北魏初期时的大臣，他本姓吐奚氏。他很喜欢读书，同时他又精通骑射，他以敏捷正直闻名，当时的皇帝拓跋嗣对他非常赞许。因为其正直有作为、并且有辅佐的才能，所以赐名为古笔，后又改赐为古弼。“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
古弼在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辅佐君主的大臣都会做的事，可以说是“为人臣，尽人事”。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春，北魏大臣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群众来信，信中反映：上谷皇家“苑囿过度，民无，乞减太半，以赐贫人。”由这短短十六字里，不难想象上谷皇家园林多么硕大多么繁华多么绮丽，不难听到失地贫民的呼声多么悲怆多么急切多么强烈！皇家园林的“过度”膨胀，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他们希望朝廷“还田于民”，减掉上谷苑的大半面积“赐给”贫民耕种。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面对上谷百姓正当合理的诉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临近春耕时节，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折，急匆匆跑进宫。
不料事不凑巧，古弼见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拓跋焘正在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一门心思扑在棋局上，哪会在意这位古先生？可叹古弼十万火急地跑进宫来，原本是要上陈民意，以解民忧，然而拓跋焘却偏偏“志不听事”，不闻不问地把他晾在一边。古弼不便打扰，无奈之下只得耐心坐等，心里却火烧火燎一般。然而，“弼坐良久，不获陈闻”，坐了老半天冷板凳，皇帝依然没搭理他，还是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于是这一下，古弼火了，满腔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
不过，古弼情急之中头脑清醒，知道这“火”不能直接“发”到皇帝身上。他急中生智，遂拿刘树“问责”。说时迟，那时快，古弼“忽起，捽树头，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刘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可拓跋焘心里明白，古弼指桑骂槐是冲着自己来的，旋即“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为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诣公车，免冠徒跣，自劾请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则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民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看来，拓跋焘这个“天之骄子”还能够顾大局，识大体，懂得关注民生疾苦，是个豁达大度、善纳民意的君主。古弼无奈之下点了一把火，冒犯了“君威”，他不但不怪罪，而且反思己过，抚慰古弼，鼓励他大胆干。平心而论，古弼刚正执著、务实惠民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搅了皇帝的雅兴，敢于犯颜儆戒，皇帝尊严何存，面子何在？要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弄不好就会丢官去职，甚至性命攸关，人头落地。
所幸拓跋焘深知古弼禀性“质直”，又是个报国爱民而不惜生死的贤人，故而才使得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可见，“主明臣直”，没有上级领导者的开明通达，闻过则改，也就没有下级部属的直言敢谏，官场中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政治环境，即使有古弼一样的社稷之臣，也难成就大事。
后来太武帝大阅兵，古弼的所作所为就让拓跋焘十分不满了，以至于说出要杀了他的话。“世祖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世祖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弼属官惶怖惧诛。弼告之曰：‘吾以为事君使畋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
同样是犯颜直谏招来皇帝的大怒，后来的魏征让李世民火冒三丈，回宫之后就痛骂“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李世民号称一代英主，但是在纳谏这一点上和拓跋焘还是有点距离的。拓跋焘听到道理之后自己立马就明白过来，对古弼进行奖赏。而李世民则需要长孙皇后一番带有逢迎意味的劝解才消火。由此也可看出，处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高位的人一定要有良好的素养和容人之量，更应该注意用人，正如孙嘉淦所言：“小人进而君子退，无他，用才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且小人胜焉。语奏言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夹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之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凡是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古弼也不例外。“初，杨难当之来也，诏弼悉送其子弟于京师。杨玄小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无礼，文德亡入刘义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战功，弗加罪责也。”他虽然犯颜直谏，但是也免不了贪财的毛病。只不过当时拓跋焘看在他的战功和立身正直上没处理他而已。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太武帝遇弑后，南安王拓跋余继位，“以弼为司徒。”“高宗即位，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俱免，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时人冤之。”皇权专制下，古弼、魏征的幸运不可能永远都有，所谓“好皇帝”史不多见，盖由专制制度使然也。然而尽管如此，历史终究不会遗忘古弼这样的仁人，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铮铮风采，至今依然在人们眼前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