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上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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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班,我心砰砰直跳,面对一群娃娃,我不知道怎么讲课。正在忐忑不安之间,黄校长过来,鼓励我说,小梅老师,大胆上课,有那个娃娃调皮捣蛋,你就给我说,我帮你收拾他。我点着头,但心里还是怯场。三声口哨铃声响起,孩子们涌进教室,端坐在课桌前。我走教室,开始给学生上课。一声“老师好!”,把我拉进教学课堂中。我磕磕绊绊的讲着、讲着,慢慢的进入了状态。大概是我甜甜的普通话吸引了学生,一双双眼睛盯着我,显出沉醉的神态。我感觉自己的脸上有许多小眼神在游荡,这是不是渴望知识的眼神呢!这节课,我上的颇有感觉,下课后,高年级胆大的学生围拢上来,有一名女生小声地说,老师你读课文很好听,像唱歌那样悦耳。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仍然是复式教学,与我小时候上学一样,只是校舍好多了。溪水村小学,除了小学毕业班单列外,剩下的其它年纪全是两两一复式。我带的是一、四年级复式,担负语文、美术、品德、体育科目教学。其余的数学、自然由教学主任孙老师带,校长说孙老师要管全校教学,给他的科目少。
一年级小不点16名,他们好动、好奇,能安静五分钟算是表现好。四年级21名,他们大多好调皮、爱逞强,在学弟面前好表现自己;总之,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又各有各的长处。要把这两拨年龄、心理完全不同的学生聚龙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还真不容易,做老师的必须有两把刷子才行。说实话,我第一节课,为了掩盖自己的惊慌,竟然给学生一直朗诵课文,至于生字、词句解读根本没顾上。实话讲,我完全拿一帮学生练了上课手艺。一周下来,我摸索出了经验,及时调整了教学策略。一年级娃专注力差,我给四年级学生布置了自习任务,就先给一年级学生上新课,完成教学任务后,布置作业给他们,然后给四年级上新课,完后给四年级布置作业,这算第一轮教学环节;如果教学任务多,还可开始第二轮,把剩下的教学任务完成。这其中成败的关键在于时间的把控,不能出现一个年级在学,一个年级无事干,这样课堂纪律容易乱起来,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教学工作就是不断地尝试、反思、总结,经过我一个多月的实践,我已经能够驾驭复式教学了,黄校长听了几次课后,终于说,小梅老师,你合格了,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好老师。校长的肯定,让我激动不已,对教学工作更有了信心。初出茅庐的我很快进入角色,适应了农村学校特别的教学模式——复式教学。
两个月后,我逐渐喜欢上了溪水村小学,爱上了这里的农村娃。他们是我眼里的快乐天使,他们从早到晚都说着、笑着,直到进入梦乡。春天,他们戴着野桃枝做的花环,站在校园的老柳树下读书;夏天,他们戴着红领巾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边啃着冷馒头;秋天,他们提着柳条笼子在田地里捡玉米,完成勤工俭学任务;初冬,他们跟着老师下山沟里拾柴禾,为学校过冬做燃料贮备。
一九八八年,是铜城教育大发展的一年。郊区教育局“普六”达标创建拉开帷幕。开春时节,红泥乡乡长领回军令状,立即召开全乡动员大会,文教办与全乡三十余所小学校长签订创建目标责任书,一场“普六”迎检开战了。
校长办公室,摆了六张木椅子,教学主任孙老师在学习文件,黄校长紧锁眉头,严厉的、挨个的扫视着坐在椅子上的六名教师……。孙、李、刘、寇、张、梅,吓得个个端坐椅子上,腰杆挺得笔直,遇到校长的眼睛,紧张的低下头。“梅”就是我,我已经感觉到今天的会议不同寻常,谁会挨校长批评呢。
黄校长吸了一口烟,思索了一阵,他继续用老陕话说道:同志们,创建的文件与精神刚才孙主任已经给大家学了,我看大家还是表现的松松垮垮,是不是还迷糊着。同志们,咱学校的任务很重呀,时间很紧的,等上边来不及了,得靠大家齐心协力闯关呀。我下来宣布七条特殊时期工作纪律,谁违反就扣工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既然这场仗必须打,那就必须打赢,我们从即日起就要争分夺秒,力争十月份顺利通过验收。黄校长的讲话很长,我做会议记录写的手发麻。
这次会议很成功,黄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普六”总司令,虽然他身高一米六不到,走起路来一拐一瘸,但因他手握财权,他指到哪里,大家就打往哪里。其实大家都害怕他月底扣工资。那时候发教师工资,只有校长有资格从文教办领回学校,然后一个一个给员工发,若谁工作干的有失误,校长有权扣罚工资。
清晨,溪水村小学醒了。火车鸣着笛声,穿山过洞,土路旁边的树林里,小鸟鸣啼,引起一阵鸡鸣狗吠的唱和。上学的孩子们,从沟沟洼洼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学校里来。他们一路上叫醒了花儿,唤醒了溪水河,与空中飞舞的小鸟们一起叽叽喳喳涌入校园。我早早的站在教室门口,有眼色的学生停止玩耍,走进教室开始早读。顿时校园书声琅琅,我也捧起书与学生一起晨读,如李白、杜甫、李清照、徐志摩、艾青……他们的诗词,就是我最爱吃的营养早餐,我嘴巴诵读着,心里吸收着,忘记了窗外暖暖的太阳,忘记了尘世的烦忧……
人如果拥有一颗动物似的简单头脑多好啊。我总是在脑子里思量,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你是一个合同制民办教师,上级说不定明天不需要了,就会一纸命令把你辞退,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可愉悦的;如此命运,你何必奔命,给学校不要命的干,甚至比正式教师干的活还多,何苦呢?黄校长若扣你钱就扣吧,你每月70元的工资,他好意思扣吗?另一种声音站出来说,不能混日子,为人师一日如父母,哪有父母对子女不爱、不负责任的;不行,要好好干,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也会眷顾勤恳劳作的人;管他别人怎么笑话我,我是民办教师又咋了,我照样书教的顶呱呱,而且教的不比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同事之间把这样的教师出身还叫做科班教师)差;你看看黄校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是转正了吗?
但确实,合同制民办教师像一个标签,贴在我的脑门上,让我心里不是滋味。我的合同期限是五年,五年之后再续签,那么能否续上,还是个问号?一切皆有变数,等待我的是好运吗?但愿我善良之人必有好运吧。扳着指头算一算,黄校长和孙、李三人已经是转正了的民办教师,算是拿到了铁饭碗,剩下的寇、张两人是铜城师范的科班生,算是黄埔军校的正规军。唯独我与刘老师是特殊身份,说白了是临聘人员,若有清退潮来临,我们是最先要走人的。或许是这种原因,我心里敏感,与同事相处觉得别扭,总感觉自己不是学校“亲娃”似的。
金秋九月,学校“普六”迎检工作进入火热阶段。一个星期六,我带领学生正在学农基地收玉米。一名学生跑到我跟前,说校长叫我。我走进校长办公室,他抬起头,说乡文教办让学校上报一名教师参加赛教,我已经替你报名了。我听后,顿时呆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