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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收入来自每一个公民。公民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国家，为的是确保其另一部分财产的安全，或是为了快乐地享用这部分财产。
确定国家收入的依据绝不是人民能够拿出多少，而是人民应该拿出多少。即使以他们能够拿出多少作为依据，至少也应该以他们的长久性的支付能力为依据。
在一个人人都是公民的国家里，每个人拥有自己的家园，恰如君主拥有他的帝国一样。在这样的国家里，税收可以按人、按土地或是按商品计征，也可以按其中两项或全部三项计征。
商品税最不为人民所觉察，因为国家并不向人民正式提出征收此税的要求。这种税可以安排得非常巧妙，以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纳了这种税。为此，关键是让出售商品的人缴纳商品税。出售商品的人当然知道不是自己在纳税，实际上纳了税的商品购买者却并不知道价格里面就包括了税金。
欧洲对税务犯罪的处罚严于亚洲，此事违反常理，有些特别。在欧洲，商品被没收，有时连船只和车辆也被没收；在亚洲，既不没收船只，也不没收车辆。原因在于欧洲的商人受法官的保护，使之不受压迫，而在亚洲，专制政体下的法官本身就是压迫者。倘若一位帕夏决定没收某个商人的商品，这个商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性质而言，按人头计税是奴役使然，以商品计税是自由使然，因为这种税与人身的直接关系较少。
尽管商人预先垫付了商品税，因而等于把这笔钱借给了买主，可是，商品税的实际缴纳者却是买主。所以，应该把商人看作既是国家的总债务人，又是所有个人的总债权人。商人向国家缴纳了买主迟早总要付给他的税，他替买主缴付了商品税。由此不难看出，政体越宽和，越充满自由精神，财产越安全，商人就越愿意把大笔税金预缴给国家，也就是借给未来的买主。在英国，商人每购进一桶葡萄酒，事实上就借给了国家五十到六十英镑。
自由导致赋税过度，而过度的赋税则引向奴役，从而减少赋税。
穆斯林之所以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征战中屡屡获胜，原因就在于被征服国家(21)的税收过重。与其听凭贪婪的皇帝们巧立名目，永无休止地百般压榨，人民宁可接受单一税制，易缴易收。与其在一个已然腐败的政体下忍受自由的一切弊端——何况自由已不复存在——以及现实的奴役所带来的种种恐惧，不如臣服于一个野蛮民族来得好些。
君主倘若直接征税，就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或人民的需要加速或延缓征税，并可省下因包税人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而致使国家日益贫穷的那笔巨额收益
包税人这个盈利的职业一旦因易于致富而成了荣耀的职业，那就一切都完了。在专制政体下，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在专制政体国家里，征税往往是省督职责的一部分。在共和政体下，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同样的做法曾经毁了罗马共和国。在君主政体下，此事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违背君主政体精神者莫过于此。其他政体的国家都对此表示憎恶，因为，荣誉不再受人尊重，缓慢而自然地出人头地的手段不再奏效，政体的原则遭受损伤。
关爱公民的健康是立法者的睿智所在，所以，以摩西律法为基础，制定制止这种疾病蔓延的法律，应该是十分合乎情理的。瘟疫这种疾病的蹂躏更加迅猛，它的主要基地是埃及，从那里蔓延到全世界。为阻止瘟疫侵入，大多数欧洲国家制定了很好的法规。如今有人想出了一个制止瘟疫蔓延的好办法，那就是在感染瘟疫国家的四周布置军队，禁止一切往来。
确切地说，所谓奴隶制，就是一个人完全隶属于另一个人，后者成为前者生命和财产的绝对主人。奴隶制从根本上就不是一种好制度，无论对主人还是对奴隶，都没有好处。奴隶不可能凭品德做事，主人则会沾染上奴隶的种种恶习，以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了违背一切美德的习惯，变得傲慢、急躁、暴戾、易怒、骄奢淫逸和残忍。
奴隶制不但违背公民法，也违背自然法。奴隶并非社会中的一员，因而不受任何公民法保护，公民法中的哪一条能够防止奴隶逃跑呢？只有家法也就是主人的法律能阻止他逃跑。
知识使人温和，理性使人具有人道精神，唯独偏见使人摒弃温和与人道。
上面的论述与历史事件互为印证。亚洲被征服过十三次，其中十次被北方民族征服，三次被南方民族征服。在远古时期，亚洲被斯基台人征服三次，被米堤亚人和波斯人各征服一次，希腊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土耳其人、鞑靼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也先后征服过亚洲。我在这里说的只是亚洲北部，完全不涉及这个大洲的南部所遭受的入侵，那里还曾不断地经受巨大变革之苦。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曾遣送中国人到鞑靼去殖民，这些中国人后来成了鞑靼人，而且变成了中国人的死敌。然而，这并不妨碍这些中国人把中国的治国精神带到鞑靼。
从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选好首都对于一个大国的君主来说特别重要。将首都选定在南方，可能因此而失去北方；将首都选定在北方，就能永远保住南方。我在这里说的是特殊情况，机械多有摩擦，而这些摩擦往往会改变理论的效应，政治也是如此。
土地贫瘠使人勤劳、俭朴、吃苦、勇敢和能打仗，他们必须设法获得土地无法给予的东西。土地肥沃使人因不愁温饱而柔弱怯懦，贪生怕死。
岛民比大陆居民更爱好自由。岛屿通常面积较小，一部分人不大可能被用来压迫另一部分人。大海把他们与庞大的帝国隔开，暴政无法把手一直伸到那里，征服者因大海而·止步，岛民不会被卷入争战，因而可以较好地维护自己的法律。
萨利克法规定，当一个人身后留下子女时，男性继承萨利克土地，女性不得继承。想要知道什么是萨利克土地，首先就得知道，法兰克人离开日耳曼尼亚之前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方法。
可见，萨利克土地也就是附属于日耳曼人房舍的围栏之内的土地，这可能就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法兰克人在征战获胜后获得了新的财产，但依然沿袭萨利克土地的称呼。
萨利克法不以重男轻女为目的，更不以家庭、姓氏、土地传承的永世绵延为目的，日耳曼人的观念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这是一项纯经济性质的法律，它把房舍及其周围的土地给予男性继承人，他们将要在那里居住，所以这样做对他们最合适。
日耳曼人不到成年不能出席公民会议，因为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而不是共和国的成员。
习俗和风尚是法律不曾、不能或不愿确立的习惯性行为。法律与习俗的区别在于：法律着重规范公民的行为，习俗着重规范人的行为。习俗与风尚的区别在于：习俗主要与内心活动相关，风尚主要与外部行为相关。
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标是让人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他们要求人人相互尊敬，人人时刻不忘自己受惠于他人甚多，无人不在某个方面有赖于他人。为此，中国立法者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
基督教要在中国立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妇女为自己的贞操发誓、在教堂集会、与神职人员交往、参与圣事、面对面的单独忏悔，以及临终涂油和男子不得娶妾等等，所有这一切彻底推翻了这个国家的习俗和风尚，同时构成了对他们的宗教和法律的冒犯。基督教因慈善事业、公开礼拜和共襄圣事而似乎要求一切彼此相连，中国人人则似乎要求一切相互分离。
中国立法者有两个目标。他们要求老百姓服从和安定，又要求他们勤奋和吃苦耐劳。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不安定，唯有勤奋和吃苦耐劳才能使之获得保证。
把丧父的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交给母亲的法律，着重关注被监护者的人身保护，把监护权交给最近的继承人的法律，着重关注财产保护。对于习俗已经败坏的民族来说，把监护权交给母亲较为适宜。在那些法律对公民的习俗抱有信心的民族中，监护权通常交给财产继承人或母亲，有时同时交给二者。
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帝国是以品德统治的帝国，罗马人运用法律消除了这个帝国的一些弊病；世界上最脆弱的暴政是美色的暴政，西班牙人试图运用他们的法律制止这个暴政的某些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