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手机，一眼便瞥见社工培训的广告满屏幕飞舞。还是熟悉的配方与套路，一副诚意满满、不以赚钱为目的，给你一份包教包会包分配的“好工作”……
2012年，毕业多年后打工屡屡碰壁，我不得已，去了楼下面包店工作。面包店附近多是熟人，我觉得凭自己的学历，做这份工作着实有点“丢人”。因此，我义无反顾的在工作的间隙，在面包配货订单背面写了份简历，经人介绍成功入职社区工作。彼时社区办公人员闹矛盾，主任急需人手替代，于是“广发英雄帖”将我招至麾下。而这无心之举，让我进入了自己从未接触过的行业——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1.我不是老癫婆
一开始，社区的工作并不复杂，但也不轻松。每月需要对代管的无物业小区收缴一定的管理费，并发放保安工资。虽然大部分居民支持，但难免还是会受到一些人的谩骂、厌弃。即便，常常因收费要爬8座8层无电梯的居民楼，我也毫无怨言。主任看我渐渐适应，便带我办理了相关的转正手续。
之后，我成了社区的综治工作人员。日常工作虽琐碎，但都还只是前菜，真正的“硬菜”都是后上。一日午休，主任匆忙赶回来，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似多年好友般见面微笑，亲切热络。但细听他们的对话，却十分诡异。
主任先开口问她妈妈的去向，那人轻蔑的回道，哪次不是你们比我先知道。主任被这么一怼，又说她身为子女该好好劝一劝。那人回说，事情不给解决，劝也没有用。主任让其劝说不要再上访了，时过境迁，人事变迁，何苦再执着。那人又答，既然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问题，找她有何用。接着，就开始埋怨各部门的办事效率，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让其母深陷“上访门”。
这时，我想起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故事里讲得就是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上访十几年的故事。而故事里的女主，她不是潘金莲，又是谁呢？估计上访多年，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今天见到的这个人的母亲，究竟是因为什么如此执着上告呢？
不稍一会，主任把那人送出了门。她长叹一口气，从侧边抽屉掏出一沓A4纸，对我说明原委。原来，年轻女子的母亲就是此前让社区颇为头疼的上访户——“老杨”。那些了解她情况的老邻居管她叫“老癫婆”。他们说，明明当年拆迁的时候，她拿得最多，得两套房。她还不知足，想要一整条街的店面。说那些都是她祖上的产业，不是癫婆是什么？
仔细翻看她在资料，才发觉她所言也并非凭空捏造，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加上祖屋产权不明晰，家族分支及其继承人众多，按照当时的政策给予了她适当的补偿。但她坚称，那些亲戚都是多年前，寄居或是租借她家的房产不能作数。可按当年九十年代初的拆迁方案，她并不能提供所属的地契或是房契。只凭口头描述，亦无人能佐证她的说法。所以，只分给她分内的两套房子。她不服，至此走上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上访路。
别人上访都是在本地市政办公室，一哭二闹三上吊，办公楼前拦大轿（轿车）。而她，直接就上北京告状。困了睡桥洞，渴了饮雪水，风餐露宿追着“两会”跑。主任也跟着追到过北京几回，个中滋味不得而知。
主任劝过她无数次，让她不要去北京，市区就有信访办。可她不信，偏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挨批。而这回，让她不要上访的活，落到了我头上。
2、漫漫上访路上的“围追堵截”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先去了解了一下老杨家里的情况，谁知，被老杨的前夫追着屁股后面，给骂了出来。第二天，厚脸皮的我趴着人家的窗户，透过米灰色的旧布帘，瞄到她家的厨房，只见一摞摞碗碟落了一层层灰，老杨的家已经不是正常的样子了。我心底暗自嘀咕：难不成老杨已经北上了？
正所谓“狡兔三窟”，老杨有两处房子，相距不过千米，我决定两边蹲守，势必追上她的行踪。前夫那边没有线索，我索性找到她女儿所在的少儿培训机构。她女儿和我同龄，见我不是前来报名的家长，而是社区的，瞬间翻脸。我当时毕竟社会经验尚浅，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看我迟迟不离开，翻了翻白眼，径直回机构办公室了。
前台工作人员不明所以，便询问我到底找谁，是不是不满意刚才的培训教师。我笑了笑，摇了摇头。这时，只见老杨女儿一个箭步冲上来，把我拽着往门外走。到了大楼外，老杨女儿气急败坏地说：“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妈，我也不想的啊！你们不要逼人太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告诉你，你回去转告那些人，我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再来骚扰我，我就报警了！”
一阵秋风拂面，带不走几多落寞。我无暇估计路人的眼光，只想着，怎样才能再找寻其他线索。就在这时，主任打来电话说，回来吧，待会老杨就过来了。
那日下午，主任没回去，见到我一脸茫然，也没多说什么。不过，看得出来，她对我能不能胜任治安主任的岗位是打了很多问号的。不一会，一个瘦高个领着一个身形佝偻，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走了进来。不用说，那个老妇就是老杨。
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右眼角一团乌青，看上去文文弱弱，一点都不像想象中的上访户那般亢奋。主任关切地询问是咋弄的，老杨避而不答。瘦高个提着慰问品放在老杨面前，和主任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紧接着，主任给老杨的女儿打去电话。不多久，狼狈的老杨被她女儿接回了家。主任摇了摇头，同样的情景，似乎每年都要重复一次。我猜想，那团乌青可能是上北京的人太多，被推搡的也不一定。看着她被搀扶地走出去，我居然期盼她经历过这些后，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随着“两会”闭幕，老杨也确实消停些。只有一回，她突然上我们社区反映楼上邻居扰民，半夜总是闹腾的情况。副主任恰好看见，问了她一句，还没吃早饭呢吧？老杨不吭声，这时我才注意到老杨菜青的脸色。副主任邀请她一道去吃早点，她也没拒绝。我一时间不知道，副主任这是什么“操作”。
不论如何，我还是趁着她们出去吃饭的功夫，冲到她楼上，敲了半天，居然没人。我又往猫眼里面瞧了瞧，怎么家具都盖着白布呢？当时就感觉有点怪。回去找来楼上邻居的电话，一问才知，人家已经搬走半年多了。一直闲置着，等着转卖出去呢。那老杨反映的动静，该不会是……她的妄想吧？感觉被她骗了，但现在回头想想，才明白也许是故意找借口，来看我们能给她什么好处吧。有些上访户抓住社区管理的软肋，知道上访被遣返回来，工作人员会挨批，便提前表露自己想要上京的决心，借此向社区索要好处。但对于上访钉子户老杨来说，根本没有用。
待到“两会”临近，我和同事又去找她闲聊了，本想看她有没有上京的动向，却意外了解到她还有个弟弟。这下好了，上访名册里面没有他弟弟的记录。老杨透露说，过几天要去看她弟弟，我寻思着能不能让她弟弟劝劝她，毕竟是亲兄妹，怎么只让她一人上访争权益？我忙向老杨询问她弟弟住哪？她说，在精神病院。不一会，她突然又说想念杨书记了，要去找杨书记。我和同事只好陪着她去找杨书记。
那时，我和同事好像她的“左右护法”，陪着她一路东跑西颠。她时而装疯卖傻，时而装可怜博同情，就在我们的耐心快被她消磨殆尽的时候，她突然见着一个收废品的大姐说，收废品好，收废品挣钱。我暗想，若不是她执着上访，半路辞职，现在本可以拿着退休金安享晚年，何必要羡慕一个收废品的。
到了杨书记办公室，得亏杨书记善解人意，耐着性子听她絮叨还不嫌烦。原以为一份早餐，一场暖心的慰问能化解老杨心头的执念。哪知，换来的是她又一次消失。
3、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座牢房
为了防止错过她的任何消息，我们采用两班倒日夜蹲守她家。入夜，因我家离她家太远，换离家近的同事继续盯梢。多年的上访经验，造就了她超乎寻常的“反侦察”能力。我连续一周多，叫来三轮电摩车，一路风驰电掣尾随在她坐的公交车后，尽量不动声色，可还是被她发现。结果，她跟遛狗一样，把我照着大半个市区的地图绕了一圈。渐渐地，我也跟不起了。因为社区经费有限，三轮电摩的车费不能报销。我跟在她身后上公交车又容易暴露，离太远她一溜烟上车，我又追不上。
跟丢了，我也很气恼，一直在懊恼自己这是来做什么了？我干得这一切就是社区要做的吗？是的，这是独属对综治工作人员的特殊工作考验。像老杨这样的上访户都算是温和派的，听说还有会耍刀子的激进派，不伤人，但自残。相较之下，我还算幸运，至少老杨是一介妇孺，对我没有威胁。
找不到人影，我便悻悻地回去了，主任看我又一次跟丢了，什么话也没说。但从她鄙夷的眼神中，我看出她对我的工作能力的深深怀疑。有一回听同事悄悄跟我说，副主任认为我出去追踪是磨洋工，什么线索都找不到，连续一周了，愣是没有摸到老杨的任何行迹。我百口莫辩，因主任是我的介绍人，也没人当面讲过，但我内心可以感受到主任聘用我，像是吞了只苍蝇般的无奈。
而后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老杨被找到了。原来老杨担心用自己的身份证买上京的车票会被追踪到，于是连夜坐长途车，到了北京。上京没多久就被认出来了，得亏是被认出来了，不然她去的时候匆忙，连冬衣都没有厚的，身上也没多少钱，不知会出什么事。
主任与上头通话知晓了这事，皱着眉头瞟了我一眼，一边冷脸应和着。我以为自己也要像主任那样跟着上京了，然而并没有。因为我连人都看不住，又怎么会把人劝回来呢？而这次截访的失败，使主任都一度怀疑老杨是在她女儿的鼓励下，不断上访，想通过“走量”的形式，博取大众的同情，借此捞取最大的利益。
但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这里面的苦，估计只有亲历的人才了解。老杨之所以会如此执着上访，因是受困于她内心的牢笼，或为名或为利，或因世情的羁绊，或因个体的认知，等等。就像老杨，她对一件事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一开始是为了既得利益，但一件事坚持了几十年，已然渐渐地超脱了实际的意义，甚至变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即便到头一场空。假使她现在停下来，就是对自己那么多年坚守的背叛。没有人对她说，靠别人得不到的利益，借毁灭自身精神和人生的方式，也是换不来的。就像那书里说的，有时候放弃不是妥协，而是换一种方式活下去。
4、再相见不若相忘于江湖
不久因人事变动，我调到了别的社区。没想到，再次遇到老杨是在她女儿的培训机构。远远地，我瞧见老杨递给她女儿一个保温饭盒袋。她女儿接过来，满含笑意。同我一道巡检的新同事，问我在看什么呢。我说了老杨的上访故事，新同事笑着回道，那应该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杨阿姨每天都来给她女儿送饭，她把原来的小套房子卖了，给她和女儿在这附近租了个房，方便她女儿上下班。我心想，也许老杨真的放下了吧，毕竟正常的生活才是最可贵的。
老杨的故事暂告一段落，而办公室里的明争暗斗才刚刚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