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带货的时代，大小商人、老百姓、家庭妇女等自不必说，就连教授、明星，甚至官员，都在各种线上平台上卖东西。卖的东西无所不包，护肤品、奢侈品、地方特产、扶贫农副产品等等，但我对于做买卖这件事有一种天然的抗拒。
上学的时候，家里经济拮据，妈妈经常在端午节的时候包粽子卖。后来我长大的湖边，开始把鱼虾等海产品简单加工之后，再卖到附近的县城和城市的市场和小餐馆里。我们那里几乎所有的女人们，都曾带着几十斤、上百斤的煮虾、熏鱼、熏泥鳅到方圆百十里路的城里兜售，但我从来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我宁肯在家里做辛苦的辅助工作，或者制作各种芦苇和蒲草的制品。我害怕做生意，更觉得卖东西会让人抬不起头来。那时候，只有十几岁的弟弟要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多里路的码头，去把上百斤新捕捞上来的鱼驼回来，我则需要把几百条的鱼先刮去鱼鳞，再掏去内脏，然后用盐水把鱼煮八成熟后一条条地捞出来，还要摆在妈妈用蒲杆穿成的圆形匾子上。这时候妈妈就从县城卖完了前一天做的熏鱼回来，她把白糖放在大铁锅里，把晾得半干的鱼再一条条地摆在篦子上，然后烧柴火，用白糖的烟把鱼熏熟，再出锅摆在匾子上晾干。第二天一早，把熏鱼装在两个大编织提篮里，坐车到县城的小饭馆挨家推销。有时候比较顺利，能早早回来，但偶尔也会不顺利，等到天黑了，提回半篮子的剩鱼。做辅助工作比较辛苦，几十斤二三两一条的鱼，要一条一条地数六、七遍；妈妈更辛苦，要提着重物挨家推销，但是我总是没有勇气和她一起去卖熏鱼。有一次，我要去附近的一个县城看望朋友，就和妈妈一起去了县里，她挨家推销熏鱼的时候，我跟了她半天，结果，刚被拒绝了两三次，我就开始哭，我觉得羞愧、屈辱，又心疼妈妈，想着她每天这样辛苦还要被拒绝无数次，就哭得越来越凶。妈妈劝了我几句，把卖鱼的钱给我做路费，让我去车站了。
似乎这是我唯一一次陪妈妈去卖东西，而她这样奔波了好多年。后来，我生活的湖里鱼虾越来越少，管制也越来越严格，我们那里的女孩子和妇女们才渐渐不到外地卖鱼卖虾了。但她们经常会快乐地回忆起她们到哪个地方卖熏鱼的经历和趣事，而我，每次就像一个藏身在角落里不敢见太阳光的夜行动物一样，心里总有隐隐的不安和羞愧。而妈妈做小买卖时，总有点如鱼得水的自在。
这或许隐藏着一些生命的秘密，等待我去发现。但无论如何，我肯定不能越过心里的障碍，去搞个直播带货什么的戏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