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带你逃离都市，到乡野租块地，盖个房，每天种菜、钓鱼、唱歌，过着诗和远方的田园生活。正如高晓松创作的那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算是时下比较流行的鸡汤文了吧。不过，它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理渴求。
当你还在想象着“隐士”般的田园生活时，已经有不少人实现了你的梦想，不时有“第一批90后真有人归隐了”、“某某企业老板卖掉公司到深山老林修道”等报道，然后前不久一则报道比较有意思，说一场大雪让隐居终南山的“隐士”们“冻成狗”，只好下山取暖。看来“隐士”可没想象中那般安逸。亦或说当下没有真正的隐士，只有隐居的世人。
隐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确实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古代隐士主流的有三种，一种是先隐后世，二是先世后隐，另外是只隐不世。
一、先隐后世者，如周之姜子牙，可谓大隐隐于市，胸有大志腹有韬略，逢商周更替之际，静待格局转变之时机，直钩钓鱼，终于遇到周文王，后助周武王伐纣成功，奠定了周之八百年基业。这就成了后世隐士们的精神偶像。
再如被敌人称为“诸葛村夫”的诸葛孔明先生，更可谓隐士们标榜的对象。一介布衣，躬耕南阳卧龙岗，这可不就是乡野村夫嘛！每天种种地，喝喝酒，吟吟诗，何不快哉。可诸葛亮不是一般的隐士，用另一隐士水镜先生司马徽的话说，孔明是卧龙，庞统是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诸葛亮也自比管仲乐毅，可见隐只是方式，目的是为了显其可贵之处，静待时机，出山以匡扶天下。后来不就三顾茅庐出山了嘛。
二、先世后隐者，不再留恋于高官厚禄与名利人生，选择乡野隐姓埋名起来，常常是世人不知所踪。如老子李耳，作为周朝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逢周室衰微，继续待下去也没意思，该看的书也看的差不多了，就骑一青牛奔西了，并在函谷关处留下了影响千古的绝世大作《道德经》，然后就不知所踪了。这本道尽天机的天书短短五千言，现在广受各国民众欢迎，其发行量已经仅次于《圣经》。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可谓把隐士的名气与精神风骨推向了历史高潮。七者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基本上都有或长或短的仕途生涯，但不满于朝政，先后聚集隐居于山阳县竹林里，以喝酒、纵歌、作诗为乐。所谓的魏晋风骨就源于此。
再有，助朱元璋一统江山开创大明王朝的刘伯温也算是先世后隐，其先是在元朝做官，屡屡不得志，且看到元朝气数已尽，并隐退了。可又赶上朱元璋邀请其出山辅佐，于是又再次出山。对于刘伯温来说，可能再出山并不是他内心真正渴望的，但又没办法，只能顺势而为。
三、现在来看看第三种，只隐不世者，这类人可谓隐士中的真隐士，也往往是些“神人”，诸如鬼谷子、黄石公、上文提到的水镜先生司马徽等。
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隐士，通过教学授徒、举荐名仕之法对天下格局影响举足轻重。鬼谷子可谓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他创建纵横捭阖思想，其徒张仪苏秦以三寸不烂之舌左右战国格局。黄石公是秦汉之际隐士，赠书《黄石公三略》给张良，成就了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之大名。汉末荆州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一句“夫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之语，惊醒梦中人刘备。而他自己呢淡泊于名利，过着种田采桑的农夫生活。
以上这些隐士，或神鬼莫测，或满腹韬略、或平静淡泊，他们是历史上的大才奇才，但又甘于“乡野村夫”的日子，正是他们塑造了中国的隐士文化。
他们塑造了一种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恬静自我的生活方式，与车水马龙、尘世喧嚣形成强烈对比，令人神往。而这又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历史上的隐士大多与道学、玄学有不解之缘。（注意哦，是道家，不是道教，宗教问题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而这种文化现象，正从少数精英走向大众。我们很难成为他们那样的隐士，但似乎我们都有隐士情节。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整天在各种媒体各种场合喝腻了毒鸡汤，鸡汤已经无济于事，收敛一下心性，回归朴实简单的生活，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最好的解药，因为诗和远方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而是一种心境和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