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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面对认知失调问题采取犬儒主义、自欺欺人和冷漠自满等回应方式，不会给政治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造成重大的、直接的影响——尽管显然它们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造成重要的长期影响。这三种回应都不会影响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持久存在。

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信条激情越来越强烈，感染了整个国家。新一代人深刻地担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取代了对此更为漠然的老一代人。那些早前相对不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也表现出要求现实符合理想的热情。

尽管激情的强度没有随时间展现出有规律的变化，美国历史中还是出现了四个引人注目的信条激情时期：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时代以及充斥着抗议、曝光和改革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

美国历史中其他时期发生的重大改革通常与社会经济团体的相对权力有关。这些改革似乎与信条热情时期的改革交替出现。例如在19世纪初期，南部和西部的地主利益集团取代了联邦党人的商业贸易集团，成为联邦政府背后的控制力量。

革命时期是信条热情时期的原型，此后三个时期都是对革命时期主题的重申，是革命时期政治模式与特点的再现。

美国革命宣称，共和主义理想的表述与号召都是普世的，这激励了其他地方的革命，为全世界的激进分子和改革家提供了参考。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美国革命经验的有效性则相对有限。

尽管没有别的社会是按照美国革命的设想构建的，但集中体现了自由共和理想的美国革命还是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美国革命的经验被忽视了。革命的概念、阶段、语言，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在革命环境下行动，首先是由法国革命，随后又由布尔什维克革命阐述的。

第一，新政的首要目标不是改革政治，而是重现经济繁荣。和大多数信条激情时期不同，20世纪30年代正值经济萧条，当时的压倒性问题是如何应对国家经济困境。因此在新政的目标排序中，政治改革远远位于经济复苏之后。

新政期间的政治分裂是沿着经济阶级的分界线发生的，这点也许比美国政治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显著。虽然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但穷人还是聚集在民主党的罗斯福联盟下，而包括许多前民主党人的有钱人则纷纷向共和党靠拢。政治的基本分裂模式是水平化的，正好与信条激情时期更为垂直化的分裂相反。

每个激情时期都是躁动的时期，伴随着对现行制度和权威的质疑。每个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法性危机，人民尝试解决危机的方式是改造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实践，使之更符合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广泛的自由主义共识，避免了欧洲那种阶级斗争式的革命。正是那些制造了革命形势的力量最终导致了没有革命的结果。

美国人既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又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在信条激情时期，理想主义的一面占据主导。

对美国人来说，权力的特征就是其侵略性，即“向合法边界以外自我扩张的无限趋势”。反对权力和反对特权一并成为了美国革命的主题。

在激情时期，被视为自由威胁的权力通常有着不同的具体形式。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威胁自由的是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权力。19世纪30年代的威胁则来自垄断、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经营和干部系统（caucus system）。19、20世纪之交，人们将矛头指向了大机器生产和托拉斯。

美国革命期间有对于“邪恶英王阴谋的偏执痴迷”，与此相对应的是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共济会妄想与狂热——其攻击目标是“邪恶分子试图控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阴谋指令”——以及19 世纪90 年代人民党人的说辞和幻想。

这使得诸如“客观”“中立”等新闻行业早期的规范让位于在政治生活中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新规范。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罗斯福谈道：“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诸多严重的丑恶现象，我们急需与之展开最坚决的斗争。应当无情地抨击曝光每个丑陋之人，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商人，也不管他的丑行发生在政治、商业还是社会生活中。”

18世纪70年代、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和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冲突涉及利益集团，但是分歧的深度、关键议题的意义以及参与者的热情都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政治”。

激情时期的改革动力，源自中产阶级与底层的农民或工人阶级成员在利益方面的结合。将这些不同社会经济集团带到一起的原因显然是被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威胁或抛弃。

美国人的两极分化大多源自对待同一政治信仰的严肃程度不同，而不是由于政治信仰相异。他们时常因为如何在政治制度和结构中实现美国理想和原则而产生根本分歧。导致美国人最严重分裂的正是那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

而在美国，社会变革通常刺激不同的社会团体在政治上动员民众，以便改革政治系统。结果，相对不甚成熟的美国自由主义理想具备了循环往复的政治活力——它更易于使用；而更加系统的苏联马列主义则变得刻板僵化、死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