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袁绍与子袁谭、袁尚北逃。到了建安六年五月，袁绍病死。九月，曹操征讨袁绍二子残部，袁谭、袁尚屡败退，固守不出。建安八年，袁绍二子相斗，袁谭失利，投曹操。曹操复北进，袁尚军挫败。至此，北方才算是安定下来。尽管袁尚仍残喘，但已是曹操掌中之物。北方既定，对于曹操来讲，当务之急是用人，用人安天下。
用人，当用拔尖的人。用人，用那时的话语来讲，是求贤，但什么样的人是“贤人”呢？
建安八年，曹操发布《论吏士行能令》：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 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魏志·武帝纪》
大败袁绍之后，曹操从军中选拔有军功、有才干的将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但有人认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但曹操不这么认为。当时的局势不允许曹操在北方盘桓太久。后续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曹操的预判，北方直到建安十二年才算彻底安定下来。
北方安定之后，建安十三年，曹操将视线转向南方。
这一年，曹操封丞相。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赤壁大战，曹操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之手，被迫退兵。第二年，孙权用江陵城交换刘备占领的桂阳、长沙二郡东部，天下三分之势已具雏形。曹操统一天下的计划，从此停滞不前，陷入与孙权、刘备争锋相对的局面，曹操在这一年大治水军，巩固自身势力、稳定北方政局，并设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到了建安十五年，从赤壁之战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的曹操发布了真正意义上的一道求贤令，此令开门见山，就叫做《求贤令》，行文简洁明快。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纪》
相比建安八年的《论吏士行能令》一文而言，此时曹操的口吻截然不同。前一篇尚属于廷臣驳斥之间的行文，而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则踌躇满志，用人不避。曹操在此令中也明确了他的用人观点：唯才是举。其中“盗嫂受金”之典出自汉陈平事。
到了建安十九年，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令如下：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在这一篇令中，陈平事又再一次出现，对于“唯才是举”而言，曹操的态度又进了一步：士有偏短，庸可废也。在德才兼备的用人惯例中，曹操告知有司需要掌握的是-----不要过于顾虑士人的缺点。
在此之前的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初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对于招贤用人，曹操看重的是才干。也是这一年夏天，刘备平定益州后，同样招揽人才。《三国志 先主传》这样记载：“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从刘备平定益州的用人班底来看的话，这些人恰恰是日后蜀汉的支撑。刘备在益州的所为，曹操不可能不知，由此来看，曹操在这一年颁布的《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与刘备在益州的做法颇有遥相呼应，彼此争贤之意。从这个角度看，“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曹耳”不是奉承语，在当务之急的选项上，他们二人几乎是一致的。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汉献帝命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这也是曹操称魏王的第二年，曹操发布了第三道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求贤令。这道文书行文大开大合，十分大胆。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武帝纪》
这篇《举贤勿拘品行令》可谓大胆，其中“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之语，少见。
自汉独尊儒术以来，“孝”逐渐成为选才用人的考量，但博取“孝”的美名作为仕途之阶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在东汉，社会瓦解的形势下，苛刻的礼法越发显得不可信。曹操在这一道求贤令中公然要求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恐怕还不仅仅是他的胆识，也与世道趋势有关。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争或许从这里可以一窥。
从建安十五年的第一道《求贤令》，到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再到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八年间，曹操亦从丞相到魏王，三篇求贤令，统共不过数百余字。但脉络清晰。
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令之所以广为人知，也与此文的与众不同有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魏、蜀、吴因人而起，也因人而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样的俗语，说的也是实情。
曹操的三篇求贤令，言简意骇，不多言。纵观《三国志》，写寻人、观人、用人不拘一格行事的人，恐怕就属曹操最多。后世英雄在这一点上相比而言，胆识与气魄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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