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日本文学一直有某种偏好，仿佛就像有些人对于日漫一样，倒不是说狂热，因为各种原因也不至于，但是却总觉得其能在中国和欧美这两个庞大的文化体系下创造出自己独特优美的一整套文学体系着实令人惊叹。

我如今还能依稀记得川端康成的《千只鹤》，脑海中有了漫漫天空飞过鸟儿的那种感动，也依旧能记得夏目漱石《虞美人草》里有人听着隔壁木屋女子吹响的乐音，再也就是前些天的高村光太郎关于岩手县的随笔，那漫天飘零，皑皑披盖了山头的雪以及透着光的简朴的小屋，这些都让我获得一种感触，那不是社会性的感触，反而倒像是寄居在山林或者那个日本岛上的神明借着这一众人的妙笔浅唱出来的东西。

《随想录》，也可作《浮想录》，大抵是夏目漱石病重时候的几篇带着阴郁气息，却难免有些英才自伤之感的随笔集子。里面除了偶然卖弄他的汉诗，自嘲和戏谑一番的同时也絮絮叨叨地对世间琐事进行了一番评判。

在某一篇中，他开头就说道：

“我对生存在善意已枯的社会的自己，甚感格格不入。”

他接着便开始絮叨人生的义务和责任，这大概也是他在病中感受到了护士和医生的冷漠，以至于有感而发的一番议论：

“旁人替自己尽适当的义务，自然是值得感谢的事。然而所谓义务乃是忠于职守之意，根本不是以人为对象而言。因而自己虽享受了义务的结果，却难以对尽义务的那一位产生感谢之情。至于对方出自好意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以自己为目的，所以有血有肉的自己，对其一举一动都会有所反应。这里有着把彼此联系起来的温情脉脉的纽带，使人刻板的认识有了希望。与其乘电车转瞬间就驶过一区，不如被人背着趟过浅滩更富于人情味。”

这似乎让我想到曾有个新闻报道说日本电车上有人倒地，人们倒会帮他把随身包给系在那人身上，而不会去帮忙。不知道这是不是新闻的捕风捉影，或许在夏目漱石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的人就满是只履行义务而没有半点人情味的机械味道。

然而常常将无奈寄予讽刺的夏目漱石又说了：

“在这个不但连义务都没有人肯老老实实地尽，而且连自己的义务都不好好尽的人世间，罗列这些多余的要求，太过分了。”

于是他又重申了这句：

“明知是这样，我对生活在善意已枯的社会的自己，确实感到格格不入。”

我总觉得夏目漱石在这里有顾影自怜的味道，但是却由衷地表明了，他的一种人生态度，我总觉得字里行间，他透露出艺术家的那种兴奋而饱含着激动的热情来，甚至是像高村光太郎戴着防空头巾迎着雪那样充满着欣慰和愉悦。

在这个集子里的另一篇，从他在病痛稍缓时侍弄汉诗的情趣中便可以看出来：

“我这个人近年来疏于做俳句，至于汉诗，几乎可以说当初就是个门外汉。病中所写的，对病人本身来说不论是何等得意之作，但我当然不认为那在专家眼里是得体的（尤其是现代那种得体）。”

“至于我在病中所作俳句和汉诗之价值，就我本人而言是与写得好坏风马牛不相及的。平素不论心情何等不舒畅，既然自信健康到能够尘寰之事，而且旁人也认为我的健康达到这个程度，于是我通常就日日夜夜在生存竞争中苦战恶斗了。”

其实不难看出，写作者虽然抱着悲观而无奈的态度，但是正如他的文学主张一样，他期望一种传统人情的复萌，由此他不惜充当门外汉，也要表达出自己个人感受，这或许就是一种艺术的活力，或许他的汉诗这些确实在专家们看来不甚得体或者蹩脚，但是就他自己而言，那却是饱含着深情的。在前文中提到关于友人的生气也同样借他人之口表达了他对于表达自我的趣味。

“在我的手尚未变得不好使唤之前，我就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自从我又有了我握笔之力后还是遗失了不少东西，这话不假，正因如此，我才想起要把生病的经过，以及随之而其变化的内在生活，拉拉杂杂，哪怕一鳞半爪的，也记录下来。”

“友人中神情最不悦的是池边三山君。他一听说我写了文稿，就立即申斥我太不自量力了。而且他的声音甚是生硬。我辩解说，已经取得了大夫的许可，就把这看作一般人的解闷好了。三山君回敬说，大夫的许可自是不用说的了，但还得得到友人的许可才行。过了两三天，三山君见到宫本博士，谈及此时，博士调解说，可不是嘛，只怕一无聊，胃里会冒酸水，反而更糟啦，这下我好容易得救了。”

其实在这里，倒也正是池边三山这种友人间的温情让夏目漱石心生宽慰，也让他的“自言自语”似乎有了更多的意味，这恰巧是和他之前所说的善意枯竭的社会相反，于是他也借他人的口自嘲似地认可了自己肚里酸水不得不倒出来的说法，随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赠了友人一首汉诗：

遗却新诗无处寻，嗒然隔牖对遥林。

斜阳满径昭僧远，黄叶一村藏寺深。

悬偈壁间焚佛意，见云天上抱琴心。

人间至乐江湖老，犬吠鸡鸣共好音。

可见，在病痛折磨和死亡逼迫之时，夏目漱石还要面对善意枯萎的社会，分外感到格格不入，倘若能遇到些许聊以慰藉的知音，相比也算是人生中最大的宽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