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这本小册子，实在堪称经典，让我们跳出以今人观古的大而化之的以“专制封建”笼统蔽之的观念，而以“历史的意见”来观某项制度的创立及演变过程。
然则何谓“得”，何谓“失”？书中前言讲到:
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得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由上我们可推测，制度合理、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等，可称为“得”；反之，可称为“失”。
然遍观全书所列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得失，发现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期真是少之又少。
以与百姓最为相关的税赋制，可见一斑。
汉代税制是很轻的:
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实际上只要缴纳一半，三十税一。……甚至当事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
然而汉代的土地政策，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可以自由使用、买卖。然则遇到经济困乏时期，田地自由买卖，就形成了兼并。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就愈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丝毫的好处，因为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
唐代最初为“租庸调”制，
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
总体来说，税额是比较轻的。
然而租庸调制度之施行，全要靠账籍之整顿。然古代交通不便，政府组织简单，纸张亦贵，书写不便，导致户口统计逐渐错乱，制度无法推行，又改为“两税制”。
两税制是指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
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为簿”的。这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如是则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了。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
如是一来，可以免去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麻烦，但却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如:
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星地荒旷了，但政府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
于是贫穷的地方愈穷，富裕的地方愈富裕。
宋、明、清代基本延续了两税制，问题也基本类似，即:朝代初期，户口册完善，税收顺利，统治政策得以顺利运行。到了朝代中期或后期，出于官吏腐败或战乱等因素，户籍统计不再顺利了，征税也就愈难，就愈加强行征收，直至朝代灭亡。
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的税赋制度真正能惠及普通农民的时候并不多见。
以上还只是税赋，若赶上战争，除税赋加重外，可能还要服兵役，就更加剧了普通家庭的家破人亡。
另外，中国的朝代更替战乱，屠杀尤为严重。根据研究:
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由上观之，无论政治是“得”还是“失”，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好像都未得到多少好处。可能“得”的时候，算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吧。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历代的政治制度就一无是处。实在是以方当时的生产力，来统治几百万公里的国家、几万万的民众，实在是件很难的事情。
以明代的黄册为例，明代的黄册，每10年更新一次，统计时作弊现象层出不穷。顾炎武曾言:
“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另外，黄册本身的费用不菲，储存、保养、防火防蛀等均需要大量的人力及财力，到明朝中后期已渐无能力维系，致使黄册制度有名无实。
仅这一统计工作，历朝历代就难有善终的，由此也可见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大一统的国家确实难以实现长久繁荣。
钱穆先生在书中讲“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制度的创立、演变乃至流失，有与其相对应的现实。
然则制度也会反过来影响现实，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
但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美的朝代或时期了……
大致可理解为汉唐之后的朝代没有发展出更适合其现实的制度，只是在其基础上修修补补。这样的制度也就自然不会反哺现实，促进社会的发展了。
最后，还是以今观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政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皇权，还是为了百姓，只有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才能真正让百姓“不苦”。
比如，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至于过几十年就查不到自己的户口；农业技术的发展，让农民的生产越来越有保障；工业、商业、金融业等的发展，将人们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让社会更加具有流动性。
虽然位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相对来说仍然是最“苦”的，但确实是越来越有尊严了。
以上是一个历史门外汉的一点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