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多人知道她，是因为张爱玲的一句话。
张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而我之所以注意到她，缘于一年前一个偶然的念头。
当代作家闫红有本写秦淮八艳的书，《她们谋生亦谋爱》。书没读过，但“谋生亦谋爱”流传甚广。
为严谨故，引用之前，特地搜索出处。
然后，知道了苏青，-----谋生亦谋爱，原是张爱玲评价苏青的话。
然后，知道了苏青并非等闲之辈，------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她和张爱玲并称为“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
然后，还知道了苏青谋生之艰难、谋爱之不得，远非今日读来这般闲情逸致，略带自鸣得意的味道。
相反的，背后充满辛酸无奈。
2.
清高如张爱玲，很多作家看不入眼，这个她心甘情愿与之齐名的苏青，是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才华？
苏青，本名冯允庄，浙江宁波人，苏青为笔名。
她出自书香门第，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美丽、聪慧的她，中学时便被公认为”天才的文艺女神“。
她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后来考取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但因结婚中途辍学。
本意婚后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却因经济问题夫妻失和。
一次，她向丈夫索取家用，发生激烈争吵，还被丈夫打了一耳光。
他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赚钱啊！”
这一耳光打醒了她，把她”打“上了写作的道路。
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她写作散文《产女》（后改为《生男育女》），此为创作的开始。
40年代初，夫妻正式分道扬镳。
在当时的年代条件下，失去婚姻等于失去了依靠。在沦陷区的上海，想要活下去，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
为了生活，也为了排遣愁闷，她开始正式写作。
她卖文为生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后来还创办杂志，拉拢当时的一批名人贤士为她供稿，盛极一时。
3.
薛南说：苏青作为20世纪4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虽然小说成就不及张，但其散文成就却在张爱玲之上。
王安忆说：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
张爱玲评价：苏青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她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
………
作家们对苏青作品的背书，足见其文学价值。
但在当时，人们对她本人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这主要和她言辞大胆及作风泼辣有关。
她是张爱玲的朋友，还是张和胡兰成的红娘，被张称为“乱世佳人”。与此同时，还有“文妓”和“犹太作家”的头衔。
“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
她大胆宣称，追求灵肉合一的爱人。更因后来与伪政府官员来往密切，被人谑称“文妓”。
到底是知己，对苏的“粗俗”，张爱玲比大众淡定中肯：“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
“犹太作家”则是拜聋哑作家周楞伽所赐。
周曾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由此得了“犹太作家”的诨号。
她不依不挠，拼着“作家”不当，和周打了几轮笔仗，最后发文怒怂：
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笑我呢？至于讨书款，我的确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松的，这是我应得之款，不管我是贫穷与富有……书店要考虑的只是应不应该付，应该付的帐就应该让我讨，这有什么犹太不犹太？不管人家如何说我小气，我还是继续讨我应得的款项，即使我将来做了富人或阔太太，也还是要讨的，若不要钱我便干脆不出书，否则我行我素。决不肯因贪图“派头甚大”的虚名而哑巴吃黄莲……这是我做人的态度。
柔弱是她，行事刚强泼辣也是她。
4.
初读其散文，清冽、犀利的文风一下子抓住了我。
她描述的尽是凡俗生活，而又百无忌禁。
她写道：“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
她指出女性的理想生活：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同感有木有）
她心思巧动，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轻轻移动标点，就成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字直接的经常让人惊讶。
再如《结婚十年》开篇的一段：新娘子一觉醒来，满屋子的人，偏赶上人有三急，情急之下，于是“轻轻的翻过身来，跪在床上，扯开枕套，偷偷小便起来。小便后把湿枕头推过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个懒腰，真有说不清的快活。”
如此率真、大胆！
此类言论，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在传统观念更浓的民国，苏青就敢说出来，她热烈的情感，很少掩饰，总是扑面而来。
也难怪《结婚十年》一出世，上海市民就争相购买，盛况空前，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
她倒不是故意博人眼球。文字，终究不过是她苦闷生活的一个出口。
她曾说，“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5.
泼辣与平实的矛盾结合，和她本人的性格有关。
很多人评价苏青，说她爱热闹，不甘寂寞，喜欢结交朋友、组织聚会。
确实，苏青从小就是“话痨”，深受家人宠爱，直爽敢言。
更和她的生活经历有关。
风华正茂的年纪，放弃了当外交官的梦想，怀着对爱情的憧憬中途辍学嫁作人妇。夫妻、婆媳、姑嫂、生儿育女…今天女性经历的种种考验她一样不少。
文字于她，既是对生活的观察、思索和记录，也是种反抗方式。
如此，她下笔真切自然，不做作，快人快语，却句句在理，引人共鸣。
读其散文，常有拍案叫绝的时候。
按捺不住试图摘录一二，但随即发现其用词连句之妙，非得把前言后语也摘录了才行，如此一来，基本连成整篇了，只得作罢。
可见其谋篇布局之精巧，近乎无技巧。
鲁迅曾说，写作“固然要有精熟的技巧，更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她的文字，“赤裸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
正是这个缘故。
6.
离婚后的她，迅速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女作家，摇身一变成了都市独立女性的代言人。
但骨子里，她仍渴望真爱，对未来有所希冀。
她曾不无失落的说，“女人只能够懂得，而只有男人才能安慰。”
可惜，围在她身边的男人很多，愿意给她承诺的没有一个。
“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从没有哪个作家让我如此心疼。
她从不为了独立而独立。
她像个“独立女性”一样冲锋陷阵，同时从不掩饰和放弃对美好感情和关系的渴望。
7
佳偶未得，比离婚更大的冲击却来了。
她曾因发表《论离婚》受到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后与之来往密切，还因此有了为官的经历。
虽然只是短短3个月，但不可避免的，此后被诟病，后来卷入某场运动，被骂为汉奸、文妓。
以此为界，余生都是悲凉。
之后，她试图融入新时代，却总也找不到节奏。
也有过所编剧的《宝玉与黛玉》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最高纪录的辉煌，但不过是暗夜里的光，转瞬即逝。
更多的时候，她小心翼翼，无所适从，再不复盛时的模样，连名字都改回了本名冯允庄。
曾经在苏青的笔下，人生是实际的——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但是搀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
如今，连“搀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的丁点的小美好也没有了。
晚年的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及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
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苏青生病吐血而亡，终年69岁。
两年后，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8.
叹息她没有生在好时代，可是更感谢她来过。
她大胆而真实，狂放又自然。
养育子女、照顾母亲、写文著作、出版杂志……即便谋生艰难、谋爱不得，仍是风风火火的，盛开在乱世，绽放独特风韵。
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她笔下的日常，衣食住行，家长里短，琐碎却不无聊，有令人亲切的烟火气息，今天读来，仍觉得离我们很近。
她的思想见识、眼光丝毫不逊张爱玲，但和张的凄美、晦涩不同，她的文字朴实无华，充满宽容和悲悯，及对生活的敏锐和智慧，这是真正的打动人心之处。
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只有真心热爱生活的人才写得出。
她是我心中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