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最浓是儿时
岁月清浅，还来不及在旧年里回眸观望，新年已悄然而至。循着岁月的馨香，聆听渐行渐远的步履，不觉已是人过中年。在这个少雪却异常凛冽的季节，喝下那碗饱含追思与感恩的腊八粥，新年也翩然而至。站在时光的渡口，不禁感叹岁月的流水无痕，它如飘落水面的一纸素笺，悠悠缓缓地承载起或长或短的思念和团团圆圆的期盼。
在儿时，新年是最热烈的渴望：渴望腊月二十三祭灶神的各色糖饼；渴望腊月二十四打扫卫生时的窗明几净；渴望腊月二十五母亲包好的各馅包子；渴望腊月二十六炖鸡煮肉的满屋清香；渴望腊月二十七发面蒸馍的热气腾腾；渴望腊月二十八煎油饼炸藕盒的酥脆鲜香；渴望腊月二十九的赶年集购年货的熙熙攘攘；渴望三十晚上春联鞭炮的喜庆欢腾……曾经那些热切的企盼，早已在岁月的长河里成为了支离破碎的记忆，但那时的年味却成了魂牵梦萦永远难以割舍的情愫。
（1）年馍
故乡的冬天着实冷冽，但年节一到，自是万般不同了。
每到年节，母亲便早早用面肥发酵了上好的白面来蒸年馍，并嘱咐父亲把揉面用的案板一遍遍刷洗的干净泛白，我们姊妹几个更是兴致勃勃的把袖子挽起，用香皂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帮母亲一起揉面做年馍。揉面绝对是个体力活，太小的孩子母亲是不让参与的，担心会因此累到，耽误了身高和体型。所幸那时的我已经过了十岁，可以全程参与，而弟弟和妹妹只能在一旁看着，即使是看着，他们也是异常的欢腾。
我之所以一直称为年馍，不仅在于它讲究的制作过程，还在于它特殊的形状和美好的寓意。父母亲的祖籍在山东青岛，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落到关中，作为孔孟之乡的后裔，虽然离家千里之遥，山高水远的浩淼并没有阻断习俗的传承，他们继承着不知可以追溯到何时风俗：每到年节都要做象征着吉庆有余、富贵长寿、多子多福的年馍。
在滴水成冰的清晨，母亲将揉好的面团分成一个个小小的面剂子，我一手按着一手用力向前推着揉，这样来回十几次后便换只手，往面剂子里再加些干面粉继续揉，反反复复要加四五次面粉才算揉好一个，即使冻得双手通红，揉得手腕疼痛，心里也是欢喜的。而父亲和母亲则是一手一个，连按也不按就能干净利落的同时揉好两个，那时的他们是我心中的无所不能的偶像，无论多大的事在他们那总能顺利化解，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现在想来，每个父母都是孩子的守护神，无论何时无论多大，有他们在，我们永远安心。我们三人将揉好的面团团成或圆形或条形，等在一旁的弟弟妹妹则迫不及待地吵着喊着将面团抢过去，双手虔诚地轻轻托在手里，生怕一不小心改变了形状，他们把面团在干面粉上一滚，然后按照不同的形状放在相应的模具里，用力按压让面团填满整个模具，然后翻过来轻轻在案板上一磕，一个个形象逼真、形式多样的年馍便做好了。那时的模具大多是曾经心灵手巧的工匠们，在一块质地厚实，硬度适中的黄杨木上凿刻出各式各样图案的拓板。山东人重情义厚礼数，在模具造型的设计上多有体现：象征吉庆有余的各种金鱼、象征健康长寿的寿桃、象征财源广进的元宝、象征清正廉洁多子多孙的莲蓬……母亲边揉面边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风俗，不善言谈的父亲也会时不时说起他的趣事，做惯老大的我也叽叽喳喳的责怪着弟弟妹妹太不小心，压扁了刚做好的年馍……那时的案板真大，我们一家五口围在一起也丝毫不显得狭仄；那时的世界真小，我们的欢声笑语便是整个世界；那时的时光真美，说笑间便充盈了细数不尽的美好。那是我们全家为数不多的团聚时光，长大后的很多年，每每和母亲谈起往事，说起心事，记忆最深处仍是和父母姊妹一起做年馍的情景。
弟弟妹妹做好年馍后，一个个整整齐齐地摆在通风的地方，待它们干透且表皮没有皴裂时，又逐一移于热炕上再次发酵。犹记那时，母亲将散发着肥皂清香的干净被单铺开，把纹路清晰，造型优雅的各式年馍置于其上的画面。母亲每隔半小时便掀开被子，将已经发酵的圆滚滚的年馍取出，置于铺满秸秆的笼屉上；父亲早早劈好了柴火伺候着；我们姊妹也没有闲着——剥秸秆。那是自收麦时节母亲便精心挑选地干净饱满的秸秆，一直留存着到年节时蒸年馍用。我们顺着秸秆的纹路剥掉多余的叶子，小把小把的码好，母亲则一一用清水洗过、晾干，整齐均匀的摆在笼屉上。听母亲说这样年馍底下不粘不烂，干爽完整易于保存。而今想来，母亲的精细讲究可见一斑。
每年年节，年馍都得蒸满满一天，有余力时，母亲还会给各方姨妈帮忙。有时，还未等到年馍蒸好我们姊妹早都累得精疲力竭，还不曾尝到香甜松软的年馍就已呼呼大睡，母亲一遍遍唤着乳名也不曾醒来……
岁月渐行渐远，寡淡了许多事物，恍惚多年后，于年馍终是讲究不将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