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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点喧闹，只有笔尖触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响，仿佛春蚕食叶，又仿佛行军的战士衔枚急走。
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仅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当苏轼放下笔，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这篇应试之作将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按照宋代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人员登记在册，重抄一遍，再呈交考试官评阅。重抄之后的试卷，既没有原作者的笔迹，也略去了姓名。在考生出场之前，考试官就已进入试院，与外界隔绝，直到阅卷完毕才能放出来。按房分卷，国子监直讲（五品官，负责以经术教授国子监诸生）、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一气读过，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如果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