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妮，90后，曾为签证专员，现为男子监狱女警，常驻机关办公室。

01

监狱里面最多的，恐怕就是坏人了，杀人的、放火的、强奸的、偷盗的……只有你没听过的，没有他们没做过的。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监狱里的罪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疾病。

我们时常打趣说，监狱里的心理医生放到社会上可能是心理届的翘楚，因为经验颇丰。

但是深究起来，大部分人会犯罪，都与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原生家庭脱不开联系。

今天，我想和你讲讲我在这里看见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刑满释放人员的父母，准确来说，是他的母亲。

这位母亲，有过许多“丰功伟绩”：在国务院门口喝过农药（两次）、在最高法大骂法官、在北京因不服判决拖着腿脚不便的丈夫四处申诉……

像我们这样基层的小公务员，可能，而且是很大可能都进不去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而她，凭借一己之力进去了，还是两次。

这里有必要说说她的儿子：T某，因强奸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多次因不服管教、辱骂值班干警、殴打同监舍服刑人员，被监狱心理中心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因考虑其他服刑人员安全及监狱正常改造秩序，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后，他被移交至某医疗监狱单独收押，2018年刑满释放。

那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在他父母看来，或许不是有问题，而是有了财路。

T某刑满释放后，其父母便住进了我们单位机关大楼，要求我们单位赔偿六百万人民币的精神损失费。

理由是，我们的关押导致了T某出现精神疾病。

换作30年前，这个哑巴亏我们单位可就吃定了。

可是吧，先进的现代技术以及完善到让我们都觉得无比繁琐的流程救了我们。

在收押前，T某在看守所便进行过一次心理鉴定，结果与我们单位一致。

收押至我们单位后，因为改造态度消极，狱警多次对他进行谈话教育、心理疏导。

好嘛，不仅有笔录还有视频。

那是否有监舍内其他人员的打压呢？

答案是：没有。

经过查阅相关视频资料、干警值班记录以及同队上其他罪犯描述，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

02

2019年，T某父母远赴北京，踏上了“告御状”的漫漫征程，先是大闹国务院，在办公大楼门口哭诉，并喝下“百草枯”示威，成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勒令调查此次上诉事件。

结果显而易见，监狱是不存在责任的。

之后的套路，基本雷同。

闹过两次，这两位老人“维权意识”很是高：“我是老百姓，是两个老人，你们是官，你敢动我试试？”

好嘛，公安也无可奈何，只能恭恭敬敬“请”他们回到家乡。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监狱不承担赔偿责任。

2020年底，她提起申诉，最高法维持原判。

虽然判决下来了，我们监狱的噩梦也来了。

就在前日，她尾随办事人员，进入机关大楼，大包小包的行李往一楼大厅一放，二人就这么住下了。

毕竟是上京“维权”过的过来人，经验相当足，懂得找哪个部门，一来便直奔法制办的办公室。

法制办的领导们因公出差了，留下了一个小姑娘，是2020年的新警，给人堵办公室里吓得不轻。

别的说了一大堆，核心思想就是五个字“我要六百万”。

闹着便惊动了领导，因为是老人，连领导也不敢对他们大小声，只能好言相劝：“大哥大姐，最高法院已经判啦，你们也得服从判决不是，再说啦，法院这么判了，我们哪来六百万赔给你们呀。”

大妈眼一横：“放他娘的狗屁法院！你们这么大个单位，拿不出六百万？我告诉你，我要是拿不到钱，你们就别想上班！”

嘿，还没处讲理去了。

那好嘛，那就让他们待着吧，老人也没带武器，或许闹累了就走了呢。

事实证明，不要低估人对金钱的渴望，是我们草率了。

中午了，得去吃饭呀，大妈抓着小姑娘，“我们饿了，没有钱，你去给我们打两份饭来。”

小姑娘挺委屈：“我为啥给你们打饭呀？”

“我是百姓，你不得为民服务吗？快去！不去我就投诉你！”

这么刺激的剧情，我觉得抖音上都拍不出这个效果，果然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饭也吃了，觉也睡了，下午上班了，好戏也登台了，大妈开始搭台唱戏了，音量之大，整栋办公楼每个办公室无一幸免。

无奈之下，只能请来公安的同志，虽然公安硬气些，可是也拿他们没辙，只能好言相劝，送他们出了办公大楼。

可是一转头，他们便说自己没有一分钱，回不去家了，宿在了门卫室里。

有些女同志上前相劝：“大姐，你这么闹我们也没办法呀，法院已经判了，上级不给拨钱，哪来六百万赔你呢？还不如回家照顾好孩子，可别让他一个人在家又惹事啦，那就不值得哦！”

“那是你们的事，我有冤情，我就要拿钱。”

这不，今天一早，这对夫妇又出现在了办公大厅的沙发上，仿佛我们监狱的名号，就叫“六百万”。

今日小知识：

有维权意识是好的，但是维权并不是无理取闹。

换一个角度来看，坐两年牢，国家要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罪犯进行改造，如果真的给他们六百万，岂不是人人都想坐牢了？

这是伍识的第 172 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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