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的记忆是模糊的，好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已经记得不太清晰，有点像一团浆糊，亦梦亦幻，若隐若现；幼时的记忆又是深刻的，那些生命的节点和成长的足迹，像用小刀刻在课桌上的记号一样，总是让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7岁至9岁，务农小学；10岁至12岁，天池小学。”我的履历表上至今还这样填写。
“我7岁就上一年级了！”我以前经常这样对外宣称，有时还有点小小的显摆，那种自豪感就像某某同学小小年纪就获得了奥数竞赛第一名。
乡下人一般说年纪，都是指虚岁。我们那时一般是要求8岁上一年级，可我7岁开始上学，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
袁姑奶奶家所在的“农庄（农舍建在一起，叫农庄线）”上，有一位先生（古称读书人）叫杨同银，老太让我叫他姑爹爹。
现在的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都要到乡镇或县城，甚至省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校前面冠以“实验”两个字（也可能是“外国语”三个字），如果前面再加上某某一线二线城市之类的定语，这样更能彰显高大上的气派，好像家长也更有面子。
我开始读的务农小学，就在我们生产队的地盘上，学生大多数我们三队（万盈大队第三生产队）的，也有附近的一队和二队的学生在这里上学。
我那年才7岁，还不够上学的年龄，个头又小，站在校门口明显比其他同学矮，估计都没有窗台高。
所谓的校门口，就是教室的窗外。因为务农小学总共就两间教室，根本没有院墙，也没有校门。其中有一个教室里是复合班（记不清是一二年级在一个教室，还是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教师就只有两位，一位是姑爹爹杨同银，是男教师；另一位叫许兰珍，好像是下放知青，是女教师。
家里人望我成龙，拔苗助长，找到姑爹爹，托他“走后门”将我收下。
老太左手夹着大凳（一种高高的木头平板凳，我们上小学时需要自带板凳），右手牵着我。那时走后门不需要送礼，只要叫一声姑爹爹，就收下了。
走后门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口子，就不好收尾了。杨老师破例收了他们三队的我，许老师也要带来她们二队的吕某红。
想想真不容易，我7岁上学，就让杨老师为难了。可杨老师善于变通，让我们试上。所谓试上，就相当于旁听没有学籍的那种。
我本来不知道，可是到发书的时候，我发现课本上的画画（图案，插图）跟别的同学不一样。我当时就哭了，一直哭到家。
“我不要旧书，我也要新书。”老太一向对我有求必应，说在嘴上拿到手上。老太当天就带我去找了杨老师。
杨老师说新书是开学前就预订好了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后增加的学生，还要到新华书店去买（当时不确定新华书店里有没有）。
反正我自幼没出过生产队，也不知道新华书店门朝哪开。又是姑爹爹杨老师帮我买来了两本新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
杨老师可能是校长，他有权，这一点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跟我一起插班的吕某红同学没有拿到新书，后来一年级留级了。
我拿到了新书，后来还顺利升上二年级，首先得感谢姑爹爹杨老师，其次也得益于跟吕某红的比较，她的在校表现够不上跟班和升级。
吕某红也是7岁，上学第一天，她抱着教室里的木头柱子，站着就大（此处省略一个字）在了身上。
这还不够，她妈妈放学的时候来喊她回家吃饭，她又说错了一个字。老师说明天是星期“日”不要来上学，她说成了明天是“热”天，不要来上学。
我会说星期日三个字，所以杨老师说我是合格的学生，理应发到新书，正常升级。
“读书是谁的好处？”杨老师上课提问，我举手回答，“自己的好处！”杨老师非常满意，因为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老太这样教的。想不到老太大字不识一个，她居然会押题。
“读书是姐姐的好处！”比我年龄大一岁的李某华（论辈分还是我的叔叔），这样回答道。他不知道这样“愚蠢”的回答，断送了自己如期升学的前途，也成就了我神童的称号。
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孩子，但我就是这样被杨老师夸着读完了务农小学的三年，顺利升上天池小学的四年级。
我的小学一到三年级在务农小学，是在本队里上的，后来四年级开始要到大队边上的天池小学去读了。
呵呵，务农的三年，就是这么点记忆。每每想起启蒙老师杨同银，我总是心怀感激庆幸遇见；每每想起自己的一二三，我总会沾沾自喜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