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官情结【579】2023-12-16（2）
我（唐浩明先生）在读《能静居日记》时，被其中的一段文字所强烈打动：“下午，涤师复来久谈，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薄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今日复审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者之见，客气多耳。纵然使我有瑕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余鼓掌狂笑曰：“人之性度，不可测识，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是也。公事业凌铄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顾欲与儒生下竟咕毕之业，非是类耶？”
这部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此人不仅为曾氏草拟机密文件，还可以进入曾氏卧室，更为少见的是，他曾经与曾氏有过许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其谈话内容上至议论慈禧、恭王的短处，推测大清王朝的气数，下至揭露湘军集团的腐败。应该说，赵烈文是为数极少的进入曾国藩私人空间的幕僚。他的这段记载，让我们既略窥曾氏的音容笑貌，又看到曾氏的另一种情怀，那就是文官情结。
这种官员身上的文人情结，不仅体现在曾国藩身上，也体现在当时许多人的身上。如翁同龢身为帝师协办大学士，却酷爱书法；张之万身为总督大学士，却醉心丹青；潘祖萌身为刑部尚书，却精于鉴赏古董；彭玉麟身为水师统领兵部尚书，却立誓画万幅梅花，题万首咏梅诗；唐鉴官居太常寺卿，却潜心写《畿辅水利志》；胡林翼官居湖北巡抚，却要在奏折写作上与别人争个高下；就连一向被人称为不读书的袁世凯，在他隐居洹上时，也居然写了不少诗，并汇编成一册《圭塘酬唱集》。可以说，这种文人情结，在当时的文职大官员中普遍存在着。
这种现象，促使我（唐浩明先生）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时候，对当时的官场文化、官场风气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帮助我更为立体地展示笔下诸多晚清大吏的形象。我在正面地浓墨重彩地描写他们的政治、军事、国务活动的时候，十分注重写出他们身上的这种文人情结。只要遇到适当的时候，小说总是尽可能地引出他们的文学作品，让读者看出他们在这方面的才情，感受到他们厚实的文人底气。比如《曾国藩》中，在曾氏事业处于低谷、心绪烦乱之际，又逢好友郭嵩焘要离开军营回京师翰林院，他的心情愈加苍凉。小说写到这里时，安排曾氏为郭的送行礼物是他的五首七律。这五首七律展现了曾氏的诗人实力，其中尤以第五首写得更为沉郁，诗中“大冶最憎金踊跃，哪容世界有奇才”两句，更是惊心动魄，字字千钧，一派牢骚诗人的摸样出现在读者面前。
曾氏爱写诗，但词作不多，而被称为“诗余”的词更能显示文人的性格才华。小说在贺彭玉麟新婚之喜的情节中，特意将曾氏仅存的两首词中的一首《贺新郎》移了近来：“才子风流涂抹惯，莫把眉痕轻画，当记取今宵月夜。”读者能从这几句词里看出一贯正襟危坐的曾氏的另一面。
在《张之洞》中，小说也将有不少诗歌传世的主人公安排在一个诗韵盎然的氛围中。如与晋阳书院的学生们相会，学生们要他谈诗，他则要学生背他的诗来做交换条件。这一要求没有难倒学生们，有两个士子先后背了他的七律《吴王台》和他的长篇歌行《吹台行》。张之洞很高兴学生们如此喜欢他的诗，欣然畅谈他的《唐风宋骨》的诗论。到会见结束时，又居然当着年轻人的面赞赏唐代诗人欧阳詹与太原妓双双为情而死的生死之恋，并亲笔以一句“人生难得最是情”的题词，赠送讲这段故事的晋阳书院学生刘森。张之洞的文人情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当这些大吏以文人身份出现的时候，他们会不计较彼此之间社会地位的相差悬殊，而与其心中看重的文友真诚平等地交往。小说《张之洞》中写了张氏的两个布衣之交。一是诗人画家崔次龙。崔潦倒京师，张虽然极为赏识，但他那时位卑无权，不能提携崔。待到他握有方面大权时，崔又死了。张为此事抱憾终生。另一个是游方郎中吴秋衣。吴酷爱古碑古帖，与张的爱好相投，两人成为好朋友，相交三十余年。张之洞临终前夕对人说，他此时最大的遗憾未能见到吴。而那时，张已位极人臣，而吴仍流浪江湖。这种真诚的文人之交令人感动。有时，他们甚至会因惺惺相惜的文人情感而取代官场的游戏规则，从而做出大逾常规的举动来。《张之洞》一书中写了一段初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两次生黜下属的出格之举。一次是将一个不能与他聊诗词金石的县令，贬为偏远贫瘠之县的县丞。一次是将一个能解释“公”“勾”相通的县丞破格提拔。在文人张之洞看来是褒贬得当，但对巡抚张之洞来说，这种褒贬的确过于孟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