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迪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1944年的一天，19岁的她和父母、妹妹利韦一家四人在火车上三天的长途劳顿后到达了奥斯韦辛集中营。
探照灯的强光让她睁不开眼睛。一股能穿透骨头和灵魂的臭味，她从没闻过。
母亲开始惊慌地哭：“他们要杀死我们了。”
她安慰妈妈：“不会的，这只是我们将要工作的工厂。”
一个德国纳粹军官拿着一个木棍决定人们的命运。他指向妈妈，然后木棍往右一指。
然后那军官指向她和妹妹，让她们往左边走。
妈妈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人要呆在一起。”
军官不耐烦地说：“你们一会就会见面。你们坐车，她们走路。”
妈妈说：“给我们些水吧。三天没喝水了。”
军官说：“一会就到了，那里有咖啡喝。”
她的父母到了目的地，没有咖啡，等来的是毒气。
她与妹妹被送到劳动营。本来老吵架的姐妹俩在集中营相互依赖，互相鼓励，终于都熬到被解放的一天。
她和妹妹选择到瑞典居住。她们用一生来向瑞典的年轻人宣讲大屠杀的经历。
在一个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她：“这几十年，有什么问题，太难回答，以致你答不出吗？”
她说：“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不能回答。没有什么是禁忌。”
2016年，赫迪·弗来德（Hedi Frid）把几十年来回答过的问题中挑了最常问的问题及其答案集中在一本书中。书名是《The Questions I am Asked about Holocaust 人们问过我的关于大屠杀的问题》。她被问的问题包罗万象，甚至包括：“集中营中，女性的特殊时期，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有没被强暴”。
在被问到“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是什么”时，她说最糟糕的时刻应该是当她与父母分离的那一刻。她后来回顾从原本平安的生活一直到与父母永离的那刻，发现德国纳粹实施最终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是精心设计的，是缓慢的，就如玫瑰从花蕾到完全绽放，中间的渐变过程是人眼观察不到的。
赫迪一家住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交界的小镇锡盖特。一战前，锡盖特属于匈牙利，1920年，被划到罗马尼亚。二战爆发时，在德国的压力下，罗马尼亚把锡盖特归还给匈牙利。之后，纽伦堡种族法实施，犹太人不再从事公务员职务，犹太人医生和律师不再被允许为犹太人服务。即使不公平，犹太人还是适应了。
1944年初，亲纳粹的费伦克·扎拉斯被希特勒任为匈牙利总理。犹太人马上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上一颗黄星。犹太人不让在街上走，不让去餐馆和电影院。即使不公平，犹太人还是适应了。
四周后，所有犹太人被要求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即使不公平，犹太人还是照做了，认为这一切会过去，有天会恢复到过去的生活。
四周后，他们又被命令马上收拾行李，全部要迁到阿布特兰波特。第二天，他们被赶上用来装牛马的火车厢，原来装八匹马的车厢，挤进了近百人。三天三夜后，到了奥斯韦辛，而不是阿布特兰波特。一切都太迟了。
因此赫迪从大屠杀中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永远不要对不公平麻木。一件不公之事就如手中一沙。一粒沙子，微乎其微，但不公平有不断翻倍的趋势，不久当你觉知它的重量时，你已经无法承受。
当人们问她恨不恨德国人时，她这么说：
当我在集中营中时，我恨所有的德国人。我心中满怀仇恨。如果我有机会，我也许做出复仇行动了。但在得到自由之后，我和其他的幸存者意识到复仇只会让我们成为与杀人犯一样的人。
我们的复仇方式是，我们，做为本来会被灭绝的一群人，建立新家庭，好好活下去。我们的复仇方式是让纳粹成为过去，让纳粹者的后代听我们的故事，这样过去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
最近因为疫情，意识到灾难离我并不遥远。如果灾难真正临到，如何面对，如何尽自己的一份力，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从经过灾难的人写的书中可以学习他们的智慧，以助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最近看了好几本大屠杀幸存者的书，这本是其中唯一未被翻成中文的书。
在书的后记中，赫迪说：“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只有多问问题，一个人才能更了解身边的人、发生的事。”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问问题吧，开始质疑那些不公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