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高中年华

初中岁月，是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的岁月；高中年华，则不仅是最纯真的青春年华，而且是最具发展潜力的青春年华。

高中时代的我，性情纯真，学业出色。在恍如逝水的流年中，我脑海中的高中年华，是那样刻骨铭心！

一、奇特的学制

我于1968年4月进入镇中学的初中部，1971年1月初中毕业，寒假后进入镇中学的高中部。由于学校贯彻落实“五七指示”中所说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段“最高指示”，我在高中只待了两年时间，就于1973年1月（寒假前）毕业了，至此结束了全部中学生涯。计算一下可知，我在中学一共呆了四年零九个月。

读者诸君由我进入中学的时间与我所经历的中学学制，可以看出文革给中国教育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混乱，由此可以推想文革对国家各行各业的破坏有多严重：我1966年考取初中，20个月后才通知入学；1968年4月，初一新生开学，初中阶段时间跨度为两年零九个月；高中学制又突然缩短为两年；初中、高中的毕业时间均为寒假前。

其实 “五七指示”的发出时间是1966年；我开始读高中前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校方才开始认真贯彻“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当时，在我的家乡如东县和其他众多地区，中学的主流学制正在向四年制过渡（初中二年，高中二年）。

二、半文盲的学校管理者——工宣队

文革开始后不久，为了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并制止部分学校校内出现的不同派系红卫兵之间的武斗，主席下令：组织工宣队，进驻学校。如此，学校出现了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与后来进驻的工宣队共同管理学校的局面（再后来，在学校管理中出现了革委会、工宣队、党支部或党委三足鼎立的局面，此为后话）。

“百度百科”对“工宣队”一词的解释是：“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

我读初中时，工宣队进驻镇中学。

下面的场面，是真实的，它也许会让你笑破肚皮。

文革中，“最高指示”中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句话。一次，开全校师生大会，一位工宣队负责人上台讲话。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钢，钢锯木涨。’”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震耳的哄笑声。学生们为什么会笑呢？因为这位工人师傅不知道“纲”的含义，更不知道“纲举目张”这个成语，但他知道“钢”，也常使用“钢锯”，当然也知道木头有时会“涨”开，于是他就将毛主席的这句话记为“路线是个钢，钢锯木涨”，并在大会上说了出来。为了记住这句话，他脑中大概构思了“钢锯一到，木头涨开”之类的画出。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吴勇”，同学们常开玩笑，称他为“宋江的军师”。一次开班会，插班的工宣队员讲话，他表扬吴勇，说道：“今天我来时，看见吴勇同学在扫地，我们大家要向他学习。”听到他的话，我在下面起哄，嚷道：“他是宋江的军师——吴用”。工人师傅板下脸，批评我说：“人家做好事，你却说他没用，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不过工人师傅虽不了解水浒人物吴用，但毕竟有纯朴、善良的一面，他批评了我后，也就拉倒，既没有给我扣帽子，又没有要求我写检讨。

三、课程与任课教师

我入高中时，文革已到中期，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正审时度势，在可能的范围内恢复正常的秩序。因此，我在高中读到的课程，除政治、语文、数学、农业基础知识、体育外，还有物理、化学、英语等。

毕业考试考了六门课程。其中的五门是政治、语文、数学、化学、农业基础知识。还有一门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物理或英语。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还是极左色彩浓厚的时事政治，外加一些最浅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政治课的任课教师是一位姓黄的男性老教师。他的课讲得很好，但他是掘东人，不会说普通话，说的是标准的海门话。我如今能大致听懂海门话，大概就是那时打的基础。现在想来，听一位老教师用海门话讲时事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颇有喜剧意味。后来黄老师回家乡任教，我班的政治课，改由陈思忠老师任教。

语文课的教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阅读教学，二是语文基础知识教学（重点是语法讲解），三是作文。

我班的语文课，由我的恩师——班主任高俊兰老师任教，高老师的丈夫蔡宝铭老师有时也跑来代夫人上课。高老师原在县上的一个展览馆担任解说，普通话很好；高中毕业时，高老师曾经想报考电影学院的表演专业，但由于眼睛过于近视，未能如愿，因此她的课往往颇有表演色彩。记得教《武松打虎》这篇课文时，高老师一会儿表演喝醉酒的武松，一会儿表演凶猛的老虎。讲到老虎扑人的情节时，高老师抬起双手，踮起双脚，做出“扑”的动作；讲到老虎扑空后，用尾巴扫人的动作时，高老师使劲地扭动臀部，演示尾巴扫人动作，引起哄堂大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这个生动有趣的细节。

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代数、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领域的基础知识与技能。数学教材的编写，非常注意联系工农业生产实际，不过这种“联系”往往十分牵强附会。例如，讲到勾股定理时，教材并不介绍历史上的有关发现，而说什么“工人师傅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定律”。

我们班的数学课，由一个姓郁的德高望重的女老师任教。郁老师教龄长，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姿态从容，语言清晰。我清楚地记得，郁老师特别熟悉“因式分解”领域的算法与算式。但也许由于年龄较大，讲课时偶然会出现不那么重要的小错误。这种小错误，一般同学是听不出的。

农业基础知识课程的教学内容，上一章已作过介绍。教这门课的老师，是老教师沈金华先生。上课时，沈老师的讲述与板书，均十分熟练。他能在黑板上随手而飞快地写出非常漂亮的行书。

化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化学领域最基本的基础知识，以今天的眼光看，内容较为浅显。老师在化学课上，经常做演示实验。记得老师做“镁燃烧”实验时，那燃烧的镁条，放出白色而耀眼的光芒。

化学课程，由我的另一位恩师——我班的“副班主任”何琳琳老师任教。何老师虽是女流，但非常聪明，事实心又极强，化学领域的修为与教育水平均十分了得。她曾告诉我，她高中时的成绩十分优异，由于受家庭出生的限制，她才不得不报考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数年后，我到如皋师范任教，如师的女会计张玉娟女士恰巧是何老师的同乡。她证实何老师的话是真实的，并且告诉我：她的丈夫房连生原是她高中时代的同学，也是当时所在中学学生会的的主席。报考大学前，他乘机追求她，后来终于成了她的丈夫。何老师长着明亮而情神兼备的大眼睛，下巴略显尖翘，能说十分规范的普通话，语音优雅而利落，清晰而悠扬，充满知识女性所特有的魅力。记得毕业考试前的复习阶段，我曾感到化学知识多而杂，不知怎样应对考试。后来上复习课时，何老师帮我们梳理、概括所教化学知识，使这些知识形成简约的体系。听到何老师的讲解后，我顿时感到心中有底、信心十足。何老师的板书有一个特征：刚上课时，她的板书往往是东写一个句子，西写一个词语，似乎在黑板的不同位置随意乱写，但到快下课时，你会突然发现，黑板上的板书，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且何老师既没有多写一个字，也没有少写一个字。

英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最基本的英语基础知识，外加政治口号；内容既少，又十分浅显。在高中阶段，我们学过国际音标，学过一点英语时态，学过一些浅显的课文。但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用英语表述的政治口号。我至今仍记得那时学会的两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s（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教我们英语的，先是张武俊老师。张老师似乎是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其英语可能是自学的，也可能接受过短期培训。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英语教师奇缺，一般中学几乎没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英语教师。张老师性格外向而和谐，人也聪明，有不错的口头表达能力。但他不会讲普通话，讲课时，操一口标准的当地方言。英语水平一般，发音还可以吧。我至今仍记得张老师讲解国际音标[θ]、[ð]发音方法时的示范动作。

后来，我班的英语，由从部队复员的周贤得老师任教。当时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队，会注意培养具有英语特长的战士，以便进行英语监听或英语情报整理。周老师与我后来的一位教英语的同事居建国老师，都曾经是这样的战士。周老师当时应是代课教师，英语听力与阅读水平都不错，语音尚可。记得上课时，他曾对我们说：人如果贪小便宜，往往会吃大亏。这话，不知是不是有感而发。

文革刚结束时，中学的英语教师，更是稀缺资源。许多年后，英语教师奇缺的局面，才逐渐得到缓解。

四、我的学业表现

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高中时代，我在数学学习方面的表现，或许可以用“完美”二字来概括。如果没记错，高中时代，每次数学考试，我的成绩通常都是满分。一次，郁老师在课上讲的某句话，我没能理解，课后就去问她。听到我的询问后，郁老师说：“噢，我讲错了。”这样的事经历过两次后，我知道了这条规律：数学课上，如果老师讲的某句话我不理解，接收不了，一定是老师讲错了。

高中阶段，我在语文学习方面的表现也比较突出，这或许与恩师高俊兰老师的偏爱有关吧。在讲语法时，高老师一般不会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但遇到大家都不会的问题时，作为最后的希望，她最终总是让我站起来回答她提出的难题。高中时代的作文，多数情况下，老师布置一篇，我总是写两篇。当时，我们年级的平行班级有六个。当我交上新写的作文后，老师常常拿到平行的各班去朗读。在前面一排教室东侧的山墙上，有一块黑板报。我的作文曾被抄写在这块黑板报上，供大家阅读。

毕业考试，考了六门课程，其中的五门，我得了满分100分，只有政治课只拿到98分。另有作文考试，我的成绩自然是“优秀”（作文成绩以等第表示）。关于政治考试的得分，班主任高老师曾去找教政治的陈老师，询问我没得到100分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政治课不能给100分，98分是能给的最高分。”今天，不知道我在镇中学创下的这一毕业考试成绩记录，有没有被人打破。如果仍坚持“政治课不能给100分，98分是能给的最高分”，我创造的这一成绩记录，恐怕就无法打破。

五、我的两位恩师

可能是由于才当教师，并且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吧，高俊兰老师关心、爱护班上的每一个学生，这种关心与爱护并没有因我们的毕业而休止。在我们毕业离校后，谈到有关话题时，高老师会自豪地、如数家珍似地谈论我们这批学生。我高中时代的同班密友W君，毕业多年后，曾因在基层任职时的经济问题被关押、审查。在待审判期间，高老师专程乘车赶到县里，找到与这案子有关的司法部门的两个负责人（此二人曾是她后来在南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在昔日的学生热情地接待当年的老师时，高老师正告他们：“我不是来为W说情的。他如果出了经济问题，国家有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决不护短。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尊重他的基本权益，不能侮辱他，更不可以打他。”高老师后来曾告诉我：W君的经济问题，其实是“别人偷牛，他去摸桩”。

我可能是高老师当年最关爱，最寄于厚望的学生。坦率地说，我觉得高老师当年对我有些偏爱。

毕业前夕的作文考试，高老师亲自监考。我作文写得快，交卷较早。就在其他同学还在埋头写作时，高老师用极快的速度，扫了一下我刚交上来的作文，然后当着我的面拿起红笔，动作麻利地在作文标题的左上方，写上一个十分醒目的“优”字。

毕业离校前，我去教室南边的教工宿舍区，向高老师夫妇道别。高老师十分惋惜地对我说：“银泉啊，你生不逢时。如果在文革前，你一定能考取清华大学。我们中学，文革前就有一个来自环北的学生，情况与你差不多，他后来就上了清华。看来你现在只能先回去参加劳动了。”

毕业后，在农村劳动期间，我曾数次回学校看望高老师夫妇。后来，在我入中师前的考试中和中师毕业时的毕业分配问题上，他们夫妇都曾给了我宝贵的支持与帮助（后文将有交待）。读大学期间与大学毕业时，我曾两次专程看望高老师夫妇，其中有一次住宿在高老师家。我在现单位工作期间，高老师曾数次利用工作之便与回如皋娘家探亲的机会，来看望我。在我申报教授职称而遇到挫折时，高老师曾想出面找人说情，疏通人际关系。尽管我婉拒了高老师的好意，但恩师的这份关爱，我是不会忘记的。

如今高老师已近80岁了，我特别希望她健康长寿。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决不会忘记敬爱的高老师和她对我的关爱。

我高中阶段的另一位恩师，是教我们化学的“副班主任”何琳琳老师。

由于营养不良，读高中时，我个头还比较矮，因此坐在最前面。上化学课时，由于天热，加上夜间与清晨常参加体力劳动，我有时会困得实在支撑不住，不得不趴在桌上睡觉。遇到这种情况，何老师总是稍稍压低讲课的声音，让我睡一会儿后，才一边继续讲课，一边慢慢走到我身边，在我的学桌上轻轻敲两下，将我叫醒。这个充满母爱与师爱的细微情节，也许大多数同学都没注意到。

在我毕业离校前夕，何老师悄悄地对我说：“季银泉，你到我宿舍来一下，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何老师的宿舍，也在校园内，在高老师宿舍南边不远处。我去何老师家时，她全家正在吃晚饭。何老师有一对儿女，女儿似乎叫“小红”，大约七八岁；儿子大约三四岁，由于是5月1日出生的，取名“五一”。家中还有一个照料孩子的老人，不知是她的长辈还是保姆。何老师从书架上取来一本书，对我说：“季银泉啊，我想给送你一件礼物，作为毕业纪念。听说你挺爱好文学，我就送你这本《鲁迅作品选读》吧。”接着，何老师不无担心地对我说：“不过，你未来如果主攻文学，不见得是好事。你看，文化大革命首先批判的，就是文学作品与那些著名作家。”

后来，何老师调到爱人所在单位南京林学院的附属中学任教（似乎还当了教导处副主任）。大约20年前的一天，我到南京林学院附属小学搞调研，其间曾准备去隔壁的附中探望何老师。但附小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何老师几年前就已不在了。她的爱人逝世得更早。两人均逝于肝癌。这位老师还告诉我：何老师非常敬业。一次，她在学校准备第二天的实验，至很晚还在工作，最后门卫将铁门锁住，将她困在大楼内。听了这位老师喋喋不休的介绍，我楞住了，心中十分难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常常为没能早点去探望何老师而自责。

六、艰苦、多元、多彩的高中岁月

我的中学岁月是艰苦的。那时，一方面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家一样，我的家庭仍饱受贫穷的困扰，营养不良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我虽读全日制初中与高中，并且从不缺课，但我的中学岁月，实际上是半耕半读的岁月：寒暑假与星期天，我一直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读高中期间），我天亮前就得起床，到生产队去拔菜、捆菜、洗菜,并肩挑菜篮，将蔬菜送到街上的菜场，尔后迅速回家，匆匆地洗漱、吃早饭，然后赶紧去上学；夏季，有时邻里的农民老杜临晨两点即来叫我，以便一起到生产队去挑水，浇蔬菜。由于这一原因，我在课上有时会困得睁不开眼，甚至会身不由己地趴在桌上睡觉。

我的高中岁月，是多元价值相互碰撞的岁月。一方面，文革及文革对教育与社会的破坏仍在进行；另一方面，课程体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不少教师仍在尽可能认真地教学，这使我有机会分享了老师们高超的教学水平与各具特色的教学风格。一方面，革委会、工宣队掌握着学校的管理权，左倾化的批判活动仍在继续；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业考试仍在进行。在我与众多同学的内心深处，童年时期、少年时代的童真尚未完全消失；同时青春的萌动，对异性的好奇与模糊向往，正在滋生。总之，高中岁月，是充满矛盾的岁月。

我高中时代的校园生活，也是多彩多姿的。有时，校内会有精彩的篮球比赛。有时，我还与其他同学一起去观看由本校高年级学生组成的《白毛女》剧组的彩排与正式演出。读高一时，我加入了共青团，在入团前后，我曾参加校团委与班级团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知道了什么是“民主生活会”。

校内还有一年一度的面向高中毕业班的参军动员。我的同班密友W君、福基君，高中毕业前夕，都参军入伍了。我曾报名参军，但由于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大队干部来了解情况时，我继母听说我要参军，“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于是我失去了参军的资格。我知道情况后，曾责怪过继母；但参军一事，只好作罢。

读高中时，学校还曾组织我们进行“拉练式”军训。我们曾步行数十公里，去县城东侧海边的东安闸接收军训。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回校时，我们在路上接到通知：直接去学校大礼堂，听中央文件传达。当我们带着行李，回到学校大礼堂时，发现里面站满了学生。会议开始后，主持人传达了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记得当时听到林彪“叛国”、“爆炸”的消息时，我们都十分吃惊，此前我们还一直在“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

读高中时，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多姿多彩的。在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中，最能干、最成熟、“官”做得最大的，是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的“大姐大”钱梅芳（团委正书记由老师兼任）；家庭背景最牛的是薛亚宁，其父母是小镇南边的“沿河公社”（乡）特别安置的省委“下放干部”；经历最坎坷的，是刚从牛棚里走出的老干部沈先生的女儿沈小平（沈先生是如东教育界名人，后来曾担任县中校长）；最有舞蹈才华且个头最高的，是在校《白毛女》剧组主演大春的孙金华；最有体育运动天赋的是朱海泉；与我关系最铁的密友，是毕业前就参了军的W君与陈福基；与我缘分最深的同学，是汤小林、罗鸣凤、邓亚浦、钱进荣四人，我们五人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毕业，一直是同班同学。

高中毕业时，在同学们都离开学校的第二天，我仍然来到学校，与我的同班同学朱桂玲一起，出了最后一期黑板报。朱桂玲写一手好字，黑板报的书写，自然主要由她承担。我为黑板报填了一首《清平乐》。这首词的第一句似乎是“挥手告别”，其余句子，如今已想不起来了。我曾亲手将此词抄写在黑板上。出完这期黑板报后，我与朱桂玲一起，离开了母校。

1973年1月，我带着如上所述的刻骨铭心般的记忆，带着失落，带着对前程的迷惘，挥手告别了我的母校——如东县马塘中学。此时，我刚满18周岁。

照片说明：二排左八、左五为班主任高俊兰老师夫妇，四排右一为何琳林老师。后排左四为我。

写于2017年10月30日

校于2020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