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2日，乔恩·富兰克林在《巴尔的摩太阳晚报》上发表《凯利太太的妖怪》，获得当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文章描写了一台以失败告终的手术，作者把手术过程中惊心动魄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完整记录下来，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患者因脑血管瘤离世，而达克尔医生的努力，却永远凝固在文字中。
作者乔恩·富兰克林如同在手术台上安装了一台摄像机，将每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完整地记录下来：
“达克尔医生切开凯利夫人头皮，露出肉白色的骨头。半英寸长的钻头震颤声在手术室里嗡嗡作响，淹没了有节奏的心肌监测器的怦怦声。当达克尔医生将2x4英寸见方的三角颅骨递给手术助理护士时，已是上午9时”。
“如同橡胶似的软而坚韧的脑膜切开后，露出灰色软耷耷的前脑回。”
“手术越来越难，出血也越来越多。小仪器在凯利夫人头脑中1毫米1毫米地开辟通路，危险性越来越大。一出血，小仪器立刻嗡嗡作响，血唧唧地被吸出。再插再探，血又流出。终于，仪器声戛然而止。”
从上述几个准确、细致、富有张力的描写不难看出，这篇非虚构作品之所以大获成功，得益于作者乔恩·富兰克林细致入微的观察。俗话说“七分采、三分写”，采访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篇文章质量的高低、成败；而观察，则往往决定着采访的成功与否。
如果采用面对面提问式的采访，一个小时里最多能问20来个问题，但一个人在一个小时内可能会做几千个动作和表情，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可能代表些什么，或是传递出采访对象的什么信号。通过观察捕捉到这些小小的信号，根据稿件的主题灵活取舍、运用这些细节，所完成的稿子想不出彩都很难。
《凯利太太的妖怪》大获成功，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在采访时，观察至关重要。像乔恩·富兰克林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摄像机，不要一直都用长镜头，而是一会儿从远处看，一会儿拉个中景，一会儿来个特写。如果有条件，可以在观察的时候物理性地变换视角。远近结合、高低结合，让观察视野更宽广、观察到的内容更丰富更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