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文革中(2)
妈妈性格很倔强，说什么也不同意给大队部挑煤。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父亲身上，每个休息时，父亲都要早早起来前往陡岩坑里挑煤。
我九岁那年曾帮父亲接过一次。因为那天他大清早出门，到下午了还没回家。我挑着箢箕一直走到天鹅冲山顶上才接到父亲，从箩筐里捧了一点点煤，担着都不轻松。父亲却说:“哎呀，这下轻松多了！”回家一称，我挑了八斤煤。每父亲挑的是满满两箩筐，可见这挑煤有多么辛苦了。
村子里有一个驼背大叔，挑着煤过水库坝顶时不小心摔了一跤，两个箩筐荡到坝顶两侧，扁担压在了他的脖子上无法移动，他怎么努力挣扎也起不来，当时又没有人路过，结果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么难走的路，还得花钱买煤，所以即使是父亲挑回的煤，妈妈也不肯爽快地交到大队去。为此，大队干部们很生气，以上工不记工分来惩罚我妈妈。
我妈妈插秧那真的是一把好手。她弓腰站在田里，左手握着一大把秧苗，右手飞快地分出一小把秧苗往田里插去，比蜻蜓点水还利落，那速度快得你根本看不清她分秧的动作，只见她双脚不停地交替往后退，一眨眼功夫，几排笔直的秧苗就往田中央延伸过去了。
这种插秧神技，村子里没有一个男子汉能比得过妈妈，更别说其他女人了。但是那年插早稻记工分时，村子里不仅不给记男人们能得的十个工分，连女人们应该得的六个工分也不给记。倔强的妈妈依旧天天出工，但一直到早稻插完也没有记上一个工分，妈妈被气得哭。
父亲周末回家，听说此事，认为没有必要生气，早春季节，天寒地冻的，不记工分，正好可以休息休息呀。他变着法儿讲故事、说笑话，直到把妈妈逗笑了才放心回瓷厂上班。
真的是别小看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的政治觉悟可是一点也不低的，在整个文革中的那段时间，只要生产队里有发了芽的稻谷，挖碎了或开裂了的红薯，那必定是要分给我们家的。
其实，在平时，这些我不是叫伯伯就是叫舅舅的人都是很淳朴的、很好相处的人。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就会有特殊的表现，妈妈据理力争也没有用。
比如分些发过芽的稻谷给我们家，负责舀谷子的人还要说:“不分给你分给谁？”分红了薯也是一样，明明可以把细小的、挖烂的、开裂的送去养猪场，都偏偏要分给我们家。
平时总还能分一些自己挖的好红薯。但我大妹小明和弟弟江弯出生时正是秋收季节，妈妈坐月子不能出门，外婆也年老体弱不再出工，专门在家照顾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这个时候分的红薯，总是气得妈妈伤心哭泣的。
但父亲很豁达，他总是劝妈妈不要生气的。他认为咋样不都是红薯吗？开裂的红薯也照样可以发芽的。其它不是蒸了吃，就是洗净斫碎晒干红薯米或者煮熟了喂猪，碎红薯不是更省事吗？何必只喜欢漂亮的大红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