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讲，聪明反被聪明误。
杨修便是一个典型，翟天临把这个角色给演活了，那种来自骨子里的傲气，恃才傲物唯我独尊的姿态，着实是一个很书生的人，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正是书生意气害苦了他。
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杨修在个人习性上更收敛一些，说不定胜出的便是子建了。
可是历史却会给人开玩笑，不过这个玩笑不算大，总算可以让适合为君王的人做了皇帝，而适合做诗人的人做了诗人，不至于留下如李煜般的悲剧。
可怜生在帝王家，曹子建是一个诗人，彻彻底底的诗人，其洒脱的个性，飞扬的性格，大有竹林七贤之风，虽然竹林七贤后出，可是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大背景是何等的相似，而他的悲剧在于，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自恃才高的杨修站在曹植子建一方，然锋芒过露，最终败北。
电视剧中的场景基本是按照《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脉络走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杨修的才气，但是也可以感受到曹操眼中的恶意。曹操是一个性情很复杂的人物，他说“乱世选人，在才不在德”，所以即便他心中对杨修有所忌惮，可还是任用了他，这也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但也是被用者的鸡肋，司马懿很早的看出了曹操的内心世界，而想方设法的不为其所用，最终得以保全自身，是一种以愚见智的选择。相反，杨修的书生气，让他太想表现自己，而正是这种表现欲望，太想成功的欲望，最终葬送了他的前程。
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从第一个曹操讲：德祖快我三十里。其实是解字谜，在出兵袁绍的路上，途遇一碑，上有文字，杨修很快便解读出来，为了表现自己，便想要一吐为快，但是曹操阻止了他，等到走出三十里路，曹操才才猜出来并让杨修说出这个题谜的答案，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德祖快我三十里。语气和深情严明是在警告德祖，不要那么张扬，但是杨修并不自知。
不自知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杨修在出发点上就已经输掉了，他不自知，而相比一下司马懿，即便读懂了曹操心中的密码，也会讳莫如深的不说，话，有时候不说比说更有用。这就是司马懿的智慧。
第二次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杨修在曹丕为曹操修建的园林门前，曹操写下一个活字，而杨修很快的说出了：门上有活字，是为阔也，丞相意思为门太大了，要重新修。当时曹操对曹丕心存偏见，而偏爱着曹植的才情，但是他的这个心思不愿意被外人知道，毕竟这是自己的家事，容不得外人插手，而杨修没有这个意识，屡次触犯曹操心中的底线，曹操自然知道他站在曹植一方，而对曹丕颇有微词，战争的年代里，上阵父子兵，即便与儿子再有冲突，也不会太愿意让外人插手，而杨修犯了这个禁忌。
第三次则是“鸡肋”一次。实际在《三国演义》中，这是第五次，而剧中取事不过三之意，在这一次，杨修做的太过，不杀他不足以平军心，曹操的嫉妒也达到了顶点，再不杀，我怎么想你都知道，那君王太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当你的才华盖过了你的上级，还是加紧尾巴做人吧，小聪明永远没有活着的大智慧管用。而杨修的死和华佗的死，都是让曹操极为不舍的，就像镜头里，曹冲病逝之时，曹操心痛的喊道如果当时不杀华佗就好了，而杀掉杨修的第二天，曹操便很不自觉的又要让杨修来议事，当旁人提醒他杨修已经死了的事实，他的表情是痛惜的，是啊，如果有一把刀很锋利，自己很爱，但是却有可能伤害到自己，扔与不扔都是极大的纠结，扔吧，可惜，不扔吧，可恨。
所以司马懿才不做曹操手里的那把刀，而是选择自己心中最为合适的人，扶持曹丕，成就曹丕，放下身段，在各种势力之间游走，得以左右逢源，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在乱世中维持一种均衡，一种政治上必有的均势。而杨修的聪明在于，他看不懂政治背后深厚的要义，反而被人当作了棋子，最终成为了弃子。司马懿是一场棋的观棋者，但他看，也按自己的想法在推动这场局的发展，政治中无均势不立，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均衡来维持。当一种均衡没有必要存在时，他便决心打破它。他深知曹操在世时势必受各方势力的掣肘，尤其是旧汉故臣的阻挠，司马懿在对立着的宗族势力和东汉故旧之间，走出了第三条道路——创建士族的势力。因为他知道，旧汉故臣会渐渐的走进历史的尘埃，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处理这一派的实力，但曹氏宗族才是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的最大的阻碍，必须形成平衡，才能防止专政，无论是外戚干政还是任何形式的干政。但是我们从当时的历史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会发现，司马懿一手创建的士族集团后来形成了典型的门阀体制，虽然保住了自家一时的安危，可是从长远来看，它也会阻滞社会滚滚向前的车轮，最终不得不由科举考试所取代，出现了更为合理的更为公平的选举人才的方式。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粟，浮萍一片，谁也说不清长久的印痕，在功业上，曹丕是成功的，但是后世人当中怕是记忆最清楚的还是子建的诗歌吧。我们敢说司马懿是成功的吗？我不敢，因为历史多维的评判，无法让我们单一的去评判他，他的聪明高于杨修，是一世的，仅限于他所在一世的平安，而后世如何，自待后世评判。
或许这才是历史的公平之处，总会在某一个方面偷偷的关心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