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
陶俑是用陶土模仿人或动物形象制作的随葬品，也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的重要品类。虽然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出现了各种泥塑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装饰，但他们并非真正成熟意义上的陶俑。只有到了殷商时期，正式出现了作为人殉替代品的“俑”后，陶俑才开始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主体。殷商时期被用作人殉的主要是奴隶或战俘，他们或被砍下头颅后埋入墓内，或者直接活埋在墓内，其方式极其野蛮残酷，所以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用陶俑替代殉人陪葬，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古代陶俑不仅数量大（11768 件）、种类全、等级高，而且产生、演进的序列完整，这在国内博物馆中是极为少见的。其中尤以千古绝塑秦兵马俑、天真古拙的汉代陶俑和雍容大气的唐代陶俑最为著名。
在距今约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就已经用陶土塑造出各种人物、动物形象，有人头人面、裸体女性、羊头等，虽显古朴稚拙但却生趣盎然，闪烁着人类文明的智慧火花，也是进入历史时期后，大量出现的陶俑以及其他雕塑艺术的先声。
二、秦国及秦代陶俑
1.泥俑
陕西地区所见最早真正意义上的陶俑应是长武县上孟村、铜川市枣庙乡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彩绘泥俑。泥俑分为侍卫、侍仆和动物俑三类，用红胶泥捏塑而成，未经焙烧，沿袭了商周时期陶塑作品的风格，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战国时期的陶俑有宝鸡市李家崖出土的乐俑，咸阳市塔尔坡秦墓出土的彩绘骑马俑，均以捏制方法制成，未经烧制，造型稚拙，在雕塑艺术上较为原始。
2.秦佣
1)陶佣
秦朝是中国陶俑艺术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素以好大喜功著称，不论是建造宫室或是陵墓，都力求壮观华美。与此相适应，秦代的造型艺术也以大为美，追求宏大的艺术效果。最典型的作品就是文献所载陈放于秦宫室前的 12 个大金人，它们是用从全国各地收缴至咸阳的青铜兵器熔化铸成的，每个金人重达千石（12 万千克）。可惜，这些巨大的青铜铸像在东汉末年以后全部被销毁，使我们无法目睹其巨人的风采。所幸的是，秦兵马俑坑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2)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坑发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陪葬秦始皇的地下军阵，共有 3 个坑，分布在近 4 万平方米的大地上，3 个坑的实际面积达 2 万平方米，共发现陶兵马俑七八千件，都是模拟真人真马的大小而塑造的，体高分别达 1.8 米和 1.5 米左右。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个体的体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3)写实的造型艺术
在造型艺术方面，秦代陶俑摆脱了商周陶俑呆滞和战国陶俑缺乏活力的面貌，以写实见长，开创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写实主义的先河。秦俑坑中出土的陶俑、陶马，不但与真人、真马相等，形貌服饰皆仿原物，举凡花样繁多的发髻、连缀甲片的皮筋、扣接革带的带钩、帮系腿部的裹腿、系在鞋背上的鞋带、穿纳鞋底的针眼、马匹身上披挂的鞍鞯，无一不是以一丝不苟的刻画来表现的。同时秦俑也极为注重对个体神态、气质的刻画，把外部形体与内在精神、气质融为一体，体现了“形具而神生”的中国传统审美要求。秦俑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它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个性的多种人物典型。如表情冷峻、披甲按剑的将军俑，神色严峻、发须直立的军吏俑，双目竖立、目光深沉的兵卒，皱纹满布、微微驼背的老兵，浓眉大眼、充满稚气的新兵。由于秦俑面部刻画比较细致，以至我们还能从军阵中分辨出羌人、戎狄等少数民族的成员。总之，形体高大、数量众多、栩栩如生、气势磅礴的陶兵马俑群，不但把秦王朝国势的强盛、军队所向披靡的气势，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且也让我们直接领略到了以追求宏大为特点的秦代艺术的魅力。
4)种类
秦代陶俑种类较少，除秦俑坑中出土的兵马俑外，就是秦陵附近出土的跽坐俑和百戏俑。跽坐俑是最早发现的一种秦代大型陶俑。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不断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它们形制高大，制作精良，头上高髻后梳，面目清秀，刚出土时被认为是女俑。后来在秦始皇陵附近大量出土，一人一马同穴而葬，并且有的唇上有胡须，至此才弄清他们是男俑，身份是在阴间为皇室养马的“圉人”，即马夫。由于他们地位低下，再加之身处一种政治高压的环境中，因此，出土的跽坐俑个个低眉垂眼，温顺的面相中明显呈现出惶恐的神情。百戏俑发现于 1999 年，目前共出土 11 件，均只穿着陶塑彩绘厚短裙，身体其他部位裸露。俑的面部与身体裸露部分均为浅粉红色。俑的高度与真人大致相当，造型有的作直立状，有的作双手卷衣状，有的一手叉腰一手高举、双腿作前弓后箭状，有的作半跪状。这批陶俑的体形、装饰、动作均与兵马俑迥然不同。据专家研究，它们应是秦代宫廷百戏（杂技）活动的真实写照。
5)制作工艺
在制作工艺上，秦俑以捏制和模制为主，并运用了粘贴、刻画、彩绘等多种制作手法，几乎包含了陶俑制作的所有工艺，以后陶俑的制作基本上都以此为基础。因此，秦俑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在出土秦兵马俑的遗址上建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只收藏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最早出土的10余件兵马俑。虽然由于数量太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感受不到那种只有亲临兵马俑坑现场，才能感受到的万马攒蹄、车轮滚滚、千军竞发的壮阔场面和巨大震撼；但是，站在这些大体量的陶塑艺术面前，也许你会改变对秦代文化艺术的某些固有看法。
三、汉代陶俑
1.汉代陶俑与秦代陶佣的比较
汉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影响下，汉代的陶俑制作非常发达。从考古实物看，汉代陶俑比之秦代陶俑不但种类更加多样化，而且形象也更加生活化。既有威严壮观的送葬军队，也有端庄娴熟的宫廷侍女，还有数量众多供家居享乐的侍从舞俑，以及马、牛、羊、鸡、鸭、猪等牲畜家禽形象。透过种类繁多的陶俑，不但可以全面了解汉代陶俑艺术的发展成就，而且还可以真切感受到汉代社会的繁荣以及豪迈奔放的时代风貌。
2.形体
在形体方面，汉俑与秦俑相比显得非常瘦小，如同样是军阵，1965 年在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汉兵马俑，人俑仅 44.5~48.5 厘米，不及秦俑体高的三分之一，骑马俑连马通高也只有 50 80 厘米，而且马匹与骑俑的比例明显失调，马匹过大，人物偏小。秦、汉王朝是紧连着的两个朝代，而且汉朝的大部分制度都继承秦朝的制度，即历史上有名的“汉承秦制”，但为何在陶俑的制作上差异如此之大？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初经过秦末战争后，经济凋敝，财力不足，无力制作像秦朝那样大体量的陶俑。实际上，原因并不在经济或财力方面，如当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文治武功的高峰时，当时的陶俑形体也未见有什么增大。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个王朝统治者文化观念的不同。虽然秦汉都定都关中，但秦朝的统治者是本地人，他们深受传统秦文化“尚大”、以大为美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宫室建筑还是造型艺术，在个体上均强调大体量，在总体上追求宏大的艺术效果。而汉朝统治者来自南方楚地，他们虽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承袭了汉代的体制，但是在文化观念方面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文化的神秘、浪漫特质决定了汉朝的陶俑制作不可能在有形的体量上多倾心力，而是着力追求无形的气韵生动。观念的不同决定了选择的不同。至于秦俑的形象是仿真的、等比例的，汉俑的比例是失调的，也是由于观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造成的。秦时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而汉人追求的是注重气韵生动的写意手法。
3.军阵
同样是军阵，秦俑军阵和汉俑军阵也反映了古代战争不同的作战形式。从商周到战国，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基本是以战车为中心，以车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秦兵马俑坑的军阵表明，在秦代战车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步兵为主，同时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也开始出现。而在杨家湾汉兵马俑坑中，代表作战部队的俑坑共 10 个，骑兵就占了 6 个，表明在西汉初期，骑兵在军队编制中已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力量。汉代军队编制及作战形式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学习的结果。古代战争中，只有运用骑兵，才能发挥长途奔袭、灵活穿插的机动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古代，处在农耕区的汉民族既缺少放养马匹的条件和经验，又没有跨上骏马驰骋千里的作战意识，这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一个重大差异。因此，骑兵的优势往往只掌握在游牧民族手中。西汉初期，匈奴族时常南下侵扰，成为汉代最大的边患，而汉王朝却对它无可奈何，主要原因就在于匈奴擅长骑射。汉王朝在与匈奴的作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骑兵的优势并尽国家之力饲养马匹、发展骑兵，终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在汉武帝时期打败了匈奴。汉王朝击败匈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采用匈奴擅长的骑兵战法去抗击匈奴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4.个体塑造
虽然汉俑的形体不如秦俑高大，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是在用个体美组合出整体美、注重整体气势及宏观的艺术效果方面，它又与秦俑一脉相承，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个体的塑造方面，汉俑的艺术性明显比秦俑有了较大的提高。其造型优美，姿态生动传神，极富动感，与汉代画像石、壁画一样，颇得艺术的真谛，是历代墓俑艺术中价值最高的作品。
汉代陶俑中虽然不乏写实传神之作，但总体说来，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由于形体较小，汉俑并未注重身体细部的精雕细刻，只是象征性地、粗轮廓地加以描绘，更多的是使用夸张手法，赋予其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此形成了汉俑天真烂漫、古朴雄浑、简约传神的独特艺术风格。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追求内在气韵之美的审美倾向，还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自汉以后，艺术已不再是对自然物纯客观地描述，而逐渐成为人们理想与性情的寄托物。
四、魏晋南北朝陶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和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表现在陕西地区陶俑雕塑艺术上，就是南北方特色兼有的独特风格。陕西南部及关中地区出土的陶俑造型，或飘逸洒脱，或刚毅强悍，或汉服，或胡装，皆从简约朴拙之中表现出时代风貌。随着新的随葬礼仪制度的确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构成都有了新的模式，如镇墓兽、武士形象的镇墓俑，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包括文官俑、武官俑、男女骑马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的马、骆驼、驴等的出行仪仗俑群，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俑等。以后历代陶俑的种类和内容基本沿袭这种丧葬制度，偶有变化也多随朝代更替在陶俑的组合上有一些增减调整而已。
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俑数量不多，比较重要的发现是 1953 年在西安南郊草场坡 1 号墓出土的120 余件陶俑，其中的甲骑具装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同类陶俑中时代较早的。所谓“甲骑具装”，即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此类武士俑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骑兵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的历史大背景。1982 年，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一批陶俑，反映了当时陕南庄园经济生活中普通百姓的风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陶俑在造型风格上迥然不同。
五、唐代陶俑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期，经济空前繁荣，奢侈浮华的生活风尚和厚葬习俗的日益盛行，造就了唐代陶俑艺术的辉煌。其陶俑种类之多、造型之丰富、塑造之美和数量之大，都超过之前任何朝代，并且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因此，唐代被称为中国陶俑艺术的鼎盛时期。
1.种类
唐代的陶俑按性质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保护墓主人安全的镇墓俑，主要有天王俑和镇墓兽。第二类是为墓主人出行而安排的仪仗俑，包括各种围绕出行车辆而设置的人物俑和动物俑，如骑马俑、各种男女立俑。第三类是服侍墓主人的僮仆俑，包括侍吏俑、伎乐俑、舞俑、庖厨俑等。第四类是表示墓主人财产和六畜兴旺的动物俑，如马、牛、羊、骆驼、猪、狗、鸡、鸭、鹅等。
2.人佣
在唐代各种陶俑中，数量最多的是人俑。同唐墓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一样，唐俑塑造的各种人物，即使身份低贱如侍女、乐伎、马夫等，从他们的表情中也看不出丝毫的怯懦，没有半点卑微与奴气；相反，他们和达官贵人一样，大都呈现出乐观、自信甚至张扬的精神风貌。这些形象已越过审美范畴的需要，变成了对人性、人格独立平等的一种热烈追求。唐人对国人平等，对外族人也一样，没有丝毫的歧视。唐代陶俑中的外族形象多达数十种，无论他们是在朝廷做官，还是在市井经商、卖艺，创作者都从正面去塑造，并赋予他们鲜明的民族个性，如吐蕃人的刚烈、粟特人的坚毅、大食人的神秘等，根本看不出丑化或歧视的倾向。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看来，唐朝皇帝真是说到做到。异族形象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朝泱泱大国宏大致远的胸怀以及大唐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唐代盛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3.女佣
女俑是唐代人俑最精彩的部分，主要采用写实手法，人物刻画比例准确、形体优美，发型、服饰、体态、神情、动作各尽其妙。一般均作站立状，云髻高耸，衣衫华美，显得端庄秀丽。初唐时期的女俑身材苗条，衣服窄紧。盛唐时期的女俑大髻宽衣，雍容华贵，反映了社会富足，人们追求健康丰腴的审美意识。这一点与汉代形成鲜明的对比。汉人喜欢苗条、清癯而唐人偏爱丰腴、饱满，这就是所谓的“环肥燕瘦”。它除了反映唐代杨玉环、汉代赵飞燕两位绝代佳人的体形特征外，也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审美观。汉唐两代不但对美的认识有差异，在美的表现方式上也有不同。从出土女俑看，唐代女人表现自己的美，毫不掩饰，大胆热烈乃至泼辣，充满了激越之情，而汉代女俑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向、含蓄、文雅。唐代的女俑还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妇女俑的多样化，见证了唐代 300 多年的服饰、发髻、化妆的演变过程；帷帽、窄袖、翻领、着男装等等特色，也充分证明了当时的唐风胡化。正如元稹《法曲》中所写的“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总之，唐代女俑服饰所展示的众多的款式、艳丽的色彩、创新的装饰、典雅华贵的风格，处处让人感受到当时大胆追求、兼收并蓄、崇尚华美、意兴飞扬的时代精神。
4.骆驼佣
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西交通的大通道。历史发展证明：丝路通，中国盛；丝路闭，中国衰。唐王朝之所以如此开放、繁荣，主要就是因为丝路的空前畅通以及通过丝路所进行的大规模、全方位的经济文化交流。因之，唐王朝把丝绸之路当作了自己的生命线而倍加呵护。唐代人对于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唐代的动物俑中，骆驼不但数量最多，雕塑精美，而且还着意对它们进行了人格化的精神和气度方面的刻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目前，大量出土的骆驼俑大多背负货物且伴有形态各异的胡人牵驼俑，他们不仅是中西贸易兴盛的真实写照，而且也反映了漫漫丝路上商旅们的生活情景。
5.唐三彩
说到唐代的陶俑，不能不提及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一种带多色釉的陶器，是在汉代釉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陶瓷工艺新产品。唐三彩虽然色泽艳丽多彩，但经过分析主要有黄、绿、赭三种颜色，又因最早出现在唐代并主要流行于盛唐时期，故称唐三彩。“三彩”是多彩的意思，并不专指三种颜色。作为一种低温釉陶器，其制成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艺程序。其烧制过程大致为：高岭土、巩县（今巩义市）土等上等黏土作胎，坯体大部分是用模制和手工捏塑的方法制成，陶坯制成后阴干，随后入窑烧至 1100 摄氏度左右，待冷却后施以釉彩，再入窑进行二次焙烧，至 800 摄氏度左右而成。唐三彩所用釉料，是以石英、铅粉和多种金属氧化物等配制而成。铅作助熔剂，可以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并增加色泽的光亮。铁、铜、锰、钴、硅、钙、镁等金属氧化物为呈色剂，如浅黄色的呈色剂为铁或锑，绿为铜，蓝为钴，紫为锰等。在这些基本色调的基础上，工匠们成功地配出了浅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等色彩。在釉烧过程中，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烧制时向下流淌，不仅每种釉色都呈现从淡到浓的层次，而且各种釉色之间还互相浸润、融合、遮盖，形成意想不到、变幻无穷的效果。匠师们巧妙地利用这一特点，把施釉技巧和装饰手法巧妙结合，有意识地使它错综复杂，人工加上天然，形成斑斓绚丽、巧夺天工的美妙效果，充分反映了唐代文化艺术特征与社会风貌，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
唐代，三彩器主要被作为明器使用，是上层统治阶级喜用的陪葬物品之一。其种类极其丰富，主要有各种人物、动物形象，日常生活用具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远比同时期的瓷器、金银器等的种类丰富。它反映了唐人“事死如事生”，尤其官僚贵族幻想死后能继续享受奢华生活的人生观念。从考古资料看，唐三彩于初唐兴起，至盛唐盛极一时，不足百年间，其数量、质量、釉色以及造型艺术都迅即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同时由于南、北方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的制作也逐步衰退，数量减少乃至消失。唐王朝灭亡之后，经五代、宋、辽、金、元，虽然仍生产三彩陶器，有所谓“宋三彩”“辽三彩”“金三彩”等，但在数量、质量、釉色、造型、风格诸方面，都无法和唐三彩媲美。到明清两代，铅釉黄、绿彩釉的使用转向琉璃瓦工艺，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和技术几乎失传。
作为中国陶瓷工艺的珍品，唐三彩在唐代就和丝绸、瓷器、茶叶一样，远销世界各地。在今天沿“丝绸之路”的亚、非、欧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现和出土有唐三彩遗物，表明唐三彩作为一种成功的艺术品，深受国外人民的喜爱。唐三彩的外输和流传还对世界各地的陶瓷工艺产生影响，著名的“新罗三彩”“奈良三彩”“波斯三彩”皆为其影响下的新产品。由此可见，唐三彩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六、唐以后陶俑
宋、元、明、清时期，陕西结束了千年都城所在的历史，加之殉葬习俗因纸明器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陶俑艺术在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后，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落并在明朝趋于消亡。这一时期的陶俑，除贵族墓葬外，平民墓葬极少出土。虽然质量、数量均不如以前，但仍有一些陶俑不失为上乘之作，并从中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时代特征。
1.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时期，对自然界的更多认识使人们的丧葬观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使用木质明器和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得墓葬随葬陶俑大大减少。尽管这一时期纸制明器的出现与使用对陶制明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汉唐以来的陶俑雕塑传统依然存在。旬邑县 1965 年和 1978 年出土的精美儿童俑就是这种传统艺术的延续。此外，当时理学思想的兴起，也对陶塑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1982 年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捧物侍女俑所具有的婉约含蓄的风格，就是对理学影响下宋代陶俑艺术风格鲜明而生动的注解。
2.元代
元代由于纸制明器的继续流行以及受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陶俑随葬并不多见，且制作粗糙。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一般不用俑来随葬，只有部分汉族和少数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随葬。元代陶俑主要出土于陕西和四川。陕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元代至元二年（1266）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区韦曲村泰定三年（1326）贺氏墓、宝鸡元墓等出土的元俑为代表。陕西元俑都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风格写实，种类有男女侍俑、骑马俑、骆驼俑、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为蒙古族人和胡人。在陶俑的组合上，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神煞俑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数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总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陶俑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是古朴稚拙的战国陶俑、博大雄健的秦俑、朴拙天真的汉俑、雍容大气的唐俑，还是淡雅含蓄的宋俑以及粗率简单的明清俑，他们都是今人感受了解古代历史最直观最形象的实物资料。可以说，一部陶俑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