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会唱秧歌，插秧时唱的歌。每年阳历五月初阴历四月十五左右芒种到立夏之间是秧圃出秧的时候农忙便开始了，小满过后就要开始插秧了，族中妇人一天到晚弯着腰插秧苗，累了倦了说话打趣也说不动了，便有人提议“张大嫂起个头来个秧歌儿吧”祖母便放开歌喉唱了起来，在山间平缓梯田上唱起。那是解放前的记忆了。祖母用她老苍的声音唱了几句，我那时才几岁听不懂，觉得没意思抛开祖母玩去了，留下老人落寞的拍着蒲扇回味着上个世纪的一生。

“民国十四年，我生在民国十四年”当我玩笑着问祖母今年多少岁时，祖母回着，还在上小学的我还没学历史不知道民国为何国，想着祖母年迈了忘了自己生年了撰出个民国来。也没研究过到底是哪一年，祖母没裹过小脚，“老太太是小脚”祖母说，老太太是她婆婆的婆婆。祖母嫁进何家来服侍了老太太和小太太十来年。我那时总分不清反复问祖母“老太太”小太太是什么区别，是不是跟电视里的几房太太一样，她不厌其烦的讲给我“老太太是你爷爷的奶奶，小太太是你爷爷的妈”她说老太太活了很大岁数，那时老爷是地主(我们那里管曾祖父叫老爷曾祖母叫老太)老爷年轻时纨绔子弟一个，吃喝嫖赌抽大烟把家产败光了。还好家族人丁兴旺，祖父是五兄弟中的老大，祖母娘家那边也是地主，和老爷是朋友便指腹为婚成了娃娃亲。“一直到十八岁进何家大门之前我和你爷爷没照过面(见面)”。祖母给我解释什么是娃娃亲，她讲她的母亲多些，“她是个瞎子，造业的人，把我跟你舅爷好不容易拉扯大，一辈子没享到福”。她总是提起她瞎眼的母亲多么命苦。

“那你爸爸呢?”我好奇祖母从不提她父亲。“他是个孤僻的人，常年在山里道观修行很少下山，我和你舅爷从小到大没怎么见过他”祖母说她的祖父作为一家之长也没法劝一心归隐的次子回归家庭。祖母的家乡我去过，那是一片山林茂密的地方，长辈称作“山里”的地方，小时候只有过年才去“山里”拜年。我的大姑奶奶（爷爷的姐姐）就嫁到了“山里”。长大后我回想起祖母的父亲想象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祖母的父亲作为封建没落地主阶级难以接受新朝代的变迁而选择抛妻弃子归隐山林不问尘世。祖母的记忆里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她印象里只有那个模糊的、亲戚眼里“古怪的”父亲。就这样在瞎子母亲的拉扯下，她和弟弟长大了。舅爷和祖母关系很亲，祖母老说舅爷是她带大的。“那是你舅爷头上长了满头的哈喇子，嚷着难受，我为了不让他抠哈喇子绑住他的手，用刀片把哈喇子刮下来，你舅爷造业疼的哭央求我别刮了，刮了一盆子血水，最后才好”祖母说那个年底小孩子长哈喇子很多，男娃子满头哈喇子像濑蜍皮一样，如果不刮就一直长在头上就长不出头发了。多亏祖母的胆识舅爷保住了他的头发顺利长大并娶了媳妇。

虽然我没见过舅爷的头发那时候舅爷已经七十来岁了印象里他一直是光头小老头。还记得从小到大每年夏天舅爷都会从“山里”坐一个上午的班车来看他老姐姐。舅爷还会带上侄子宝旭表叔一起来，宝旭表叔跟舅爷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儿，可是差个辈分。每年夏天“山里”这两个老亲戚都如约来看望祖母还带些山里的瓜果，他们的外甥：二伯，四伯，父亲就会准备好酒好菜招呼他们，那是我暑假里顶开心得记忆，听两个老人用浓厚的“山里”口音讲述畈上的趣闻，听年已古稀的舅爷一声声喊着“姐姐”叙着旧，讲他当年加入共产党当兵的峥嵘经历，交流着儿孙们的生活。后来父亲告诉我，早年爷爷逝世前，舅爷承诺以后每年下来看望他的寡姐直到他自己入土。舅爷数十年风雨不改每年夏天如期而至，跟祖母甥辈拉家常，给祖母带来慰藉，这段姐弟情谊也是山高海深了。记得舅爷谈笑时有两个酒窝，即使年迈依旧声音爽朗，而他侄子宝旭表叔总是昏沉如眼瞎耳聋的老烘了的老朽头，饭桌上大家其乐融融谈笑声中呼呼大作的那个，只有老掉牙干瘪的嘴里叼着老烟杆的时候才不会盹着。舅爷和表叔每次住满一个星期意犹未尽在我们的再三挽留下,推辞家里鸡，猪，牛邻居只给招呼一个星期。拄着拐杖去马路边打回山里的早班车结束一年一会的探亲之旅。

那时候电视上总放着抗日剧，祖母虽然看不清听不懂普通话却也爱凑到电视机前听听响动哼哼几句，我便问她可曾见过日本鬼子，她说没见过，我不相信。“那时候日本鬼子来洛阳（鄂北的一个小镇）时人早跑光了，那些鬼子就去家家户户捉没带走的鸡鸭，还在灶上锅里头拉屎，可坏了。我那时还是姑娘娃儿，我二爸叫我们一路的十来个堂姐表姐的姑娘娃到山上躲了好多天，等日本鬼子走了才敢下山去”我问她日本鬼子来杀人没有，她说没听说过。大概那时中原战场上日本兵并不很丧尽天良只是偷鸡摸狗了。

祖母长到十八岁便坐着大花轿，戴着大金镯子金戒指从“山里”来到开阔丘陵上，来到何家台，嫁给了祖父。“那大金镯子金戒指一样一对后来搬迁藏在老屋的门梁上了，后来几次搬迁就丢失了”。祖母一边回味着那场旧式地主婚礼的隆重一边叹惋好景不长，当初的热闹繁华早已成烟云。我后来好奇的跑到老屋，那幢久已失修倾颓不堪的土胚房，大门的房梁还在，可是废了很大劲并没找到祖母当年的嫁妆。或许不是这幢老屋，记得祖母说过老爷那时候是从天垭子搬下来的。天垭子是我儿时放牛的山洼，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祖母嫁过来时，祖父一家住在岗上的，后来兄弟们分了家，几经搬迁才在这台子上生了根。

“那时候山上的林子可雄（茂密）了，还有老巴子，柴狗子，狼什么的”老巴子是老虎，小时候大人吓唬贪玩的小孩子就会说“老巴子来啦！”小孩子就会乖乖回家，在我们心里“老巴子”是从未亲眼见过的童年阴影。祖母讲过好几次老巴子舔脸的故事，我一直印象深刻。一次村里开大会年轻人都去村头开大会去了，村尾一家里老嬷嬷一个人在家，等散了会那家儿子回到家，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已被老巴子舔去半边脸。祖母一边摸着她那松弛苍老的脸颊一边感叹那老巴子的威力。尚幼的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老虎，但并没听说我们那里长老虎，而且对老虎喜欢舔人脸很感兴趣。“那后来呢？”“还能怎样呀，老巴子舔完半边脸就从屋后山上跑了，老嬷嬷已经不省人事了”小小的脑袋瓜里便像放电影一样想象着，很久以前，至少爸爸还没出生时，村后山林不像现在这样光秃（大跃进时山上树木都砍光了，祖母说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要靠啃树皮度日，可想而知山林破坏的多严重）而是茂密如热带雨林，黑黢黢的森林里，老巴子在林间穿梭，时不时下山去人烟少的村庄“舔人脸”。“以前呐，你爸小时候我还带他回山里头，你舅爷有一次捉回来一窝小老巴子”。后来山林砍伐殆尽，别说老巴子就是豺狗子都成了传说一样的了。祖母还说在我出生以前，那几间老屋后面的山坡上有猫头鹰，晚上在屋后的松树上哭号，听的人睡不着瘆得慌。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猫头鹰叫。等我长到五岁记事后，父亲和祖父分了家搬到山下开阔的台子上去了。

祖母是个迷信的老辈人，记得姊姊结婚后一年都没有引（怀孕）祖母听到母亲和姊姊的谈话，便说让姊去给菩萨烧香许愿，她说她自己也是结了婚六年没怀，一次去庙里许愿磕了头终于怀上大伯父，之后便一窝生了姑母，三伯、四伯和我爸，祖母嫁到何家六年一直没生育，尽心照顾着老太太小太太，作为封建地主家的长媳，她那些年应该是很难捱的，祖母并没提过，好不容易等来的长子华中是她最疼爱的孩子，即使后来又添了四个儿女，长子一直是她的牵挂和骄傲。“那时你老爷吃饭从来都是单独一人桌的，条件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吃糟糠，你老爷吃面饼，你大伯那时候作为长孙得了老爷最优眷顾，他用餐时会把刚会走路的大伯叫过去。”祖母颇为得意讲起大伯小时候已显出非凡的气质，深受长辈的喜爱，后来大伯书读出去了，学了医，毕业时赶上文革因为成分问题，祖父花了很多钱才终于让大伯当上村里的赤脚医生。

像其他老人一样，祖母在新时代的儿孙面前总喜欢叙述昔日的艰难岁月，每次听到祖母老调重弹讲起：“往处儿时候几造业呀…”（以前多可怜啊）姊姊便捂着耳朵抱怨祖母那些造业的往事她耳朵都听得起茧了，祖母笑笑依旧开启她的忆苦模式：嫁到何家后没几年，赶上内战，二爷（祖父的弟弟）当了共产党的逃兵，共产党要抓二爷，那时二爷年轻怕事便躲了起来，抓逃兵的找到家里，见无男丁只有妇孺，便以为年轻的祖母是二奶奶，其实二爷那时还未成家。祖母便成了替二爷赎罪的人质被带走。那时候祖父和其他兄弟远在四川经商，没人会写信。家中无人搭救，战乱年代大家难自保且那些兵士该不敢拿妇人如何。“他们给我带上镣铐，押犯人一样押着我，无论怎么审讯，我都守口如瓶不说你二爷藏身处，”兵士拿她没办法就押着她去另一个关押逃犯家属的地方，那地方很远，路上走了一两个月，虽然听祖母讲过很多回，但爱听故事的我依旧百听不厌，听到入迷处便想象自己跟随初为人妇的祖母走在荒无人烟的山间小路上，那时是冬天，鹅毛大雪的早晨，树林里积雪没过小腿，不御寒的粗布衣里冻得手麻脚麻，身后两个执行任务的兵士最开始冷若冰霜，一路跋涉，渐渐跟祖母熟络起来，见祖母行动困难便给她松了绑，可冰天雪地里寸步难行加上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祖母一不小心踩到一块朽木上掉进被雪掩埋的水坑里，两个兵士好不容易将祖母拉起来，湿透的衣裳贴在单薄的身上，寒冷袭着，两个兵士良心发见不该对无辜的乡邻妇人这样绝情，就将祖母解了镣铐教她自己回家去，他们继续赶路到了兵营跟上级说人质在途中暴病而亡。终得脱身祖母感激涕零跟兵士告别，回程路上积雪早已掩埋了来路，如何找到回家方向，迷途羔羊一般她一个人在雪林里深及大腿的雪里跋涉着，不知道已经在雪地里走了几天，雪终于停歇了，雪光惨白如她脸色，除了她自己的心跳声便是偶尔“轰”的一声，是树上积雪过厚压断树枝，大团的雪降落的声音。就这样凭着模糊的方向感她独自一人在雪林里蹒跚着直到筋疲力尽以为走不出这无尽头的雪林，一户人家的矮屋里的昏暗的灯光现在眼前，奇迹一般一个女孩大约十岁左右从门内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