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的学问无非三种，古人称之为“辞章、考据、义理”，今人唤作“文、史、哲”。研究老学的学者无非也是从这三个角度来研究，辞章可以看作是经典解读的文学功夫，义理则是研究思想主张的哲学逻辑，考据是对老子其人其书其事进行真实性的调查，正确的认识来龙去脉，历史渊源，流传脉络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经典，更全面的认知究竟真实。
考据起源于怀疑，这一点与旧学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是有冲突的，在尊师重到的传统观念中，似乎“怀疑、论证、考据”都是“大逆不道”的。笔者提倡的是“大胆怀疑，合理假设，小心求证”的新学，国学本是个中西混合的产物，一百多年前的先生们，有的以纯粹的传统方法治学，有的结合西方学术方法治学，导致了旧学和新学之争，气氛绵延至今。大体上是传统的国学先生们，自己不去研究，也在极力反对其他人探讨这个问题，在学术上设置了一个不能碰的禁区，他们大概是忘了在西汉就有“执经问难”的优良传统，只不过是被后世的“道统、治统”泯灭了国人是思辨能力罢了！
老子出关，走的是不是函谷关？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影响《道德经》的解读，也不影响老子道学在当今社会的实践，但是每每在开场把不确定的记载，当作历史来讲，把存疑的内容当作既定的信史来传播，其造成的误导是难以估量的。换言之，自己如何认为，是个人的事情，观点看法不同很正常；但是把自己的看法冠以圣贤的名义来传播，弘扬国学却不在知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上下功夫，似乎以及违背了真善美的基本价值观。
关于紫气东来老子出关的故事，疑点重重：
第一：到底出的是那个关？太史公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只是说了：“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至于是那个关？并没有交代，这就给了神仙家们很多发挥的余地，有说是大散关，有说是函谷关。在史料并不明确的情况下，《老子道德经》的各种讲堂上，函谷关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既定的事实，这是很不严谨的。
第二：谁才是老子？太史公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就是说在西汉汉武帝时期，人们已经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谁了，而今许多人却认定了：“老聃就是李耳”，这是很缺乏质疑精神的。梁启超指出，李耳之子李宗，不可能出任魏将领。老子是春秋时人且比孔子年长，魏国是三家分晋时候才建国的，即使李宗在世，也已经是上不得马的老翁了。单从时间上来看，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是李耳的可能性远比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老聃是李耳的可能性要大的多。
第三：官令尹喜是哪国人？为谁守关？如果关尹子是秦国人，秦国的函谷关设置时间是商鞅变法之后，也就是说《道德经》的成书时间远在《孟子》、《庄子》之后了，湖北荆门市郭店楚简的出土否认了这种观点，《楚简老子》可以证明在战国早期是有《老子》不同版本流传的，孟子、庄子、太史儋都是战国中期时候的人物。如果关尹子是周国人，春秋时候的函谷关属于虢国，就是三十六计中“假道伐虢”的虢国，周人去人家国家守关合适吗？
第四：函谷关的设置时间？除了紫气东来这个故事，之后的六国攻秦，苏秦入秦，鸡鸣狗盗，白马非马发生在战国时期。那么这中间的一百五十年，为何函谷关藉藉无名？是否可以认为战国后期的稷下学宫黄老学派或者是西汉的黄老道虚构了这段历史？能证明函谷关设置在战国而非春秋的，除了虢国的归属问题，还有一场战争。虢国被晋国所灭，肴函之地属于晋国，当时的秦国还在西陲养马，三家分晋之后，肴函之地属于魏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变成了战争机器，这次夺得肴函之地并设置函谷关，从设关到荒废，从函谷关攻入秦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孟子的学生，一个是西楚霸王。而在秦穆公时期，晋国内政已经乱了，秦穆公东征被秦国在函谷关西边大了一个歼灭战。这才掉头往西边称霸而不敢东出。即使是在战国，也有好几场战争是发生在函谷关西边的，吴起变法之后在大败秦军，华阴在函谷关以西100多公里。函谷关在战国前中期，除了藉藉无名之外，也没有发挥过任何军事作用。
第五：老子见过秦献公？还是太史公的记载：“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明确记载，见秦献公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通过小说家言的渲染以及神仙家的传说，老子成了从春秋活到战国二百多岁的智者。在人均寿命超过七十岁的当今，也是不可思议的。或许当时人是把两个人的事迹混淆成同一人了，对于未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存疑再考，而不能糊里糊涂。难得糊涂最起码心里是明白的，只是装糊涂而已。河西之战打了89年，秦国正儿八经把肴函之地纳入版图是BC330年。这个时候庄子已经30岁了，如果说是太史儋走函谷关见秦献公，应该是公元前350年，至于是不是他写的《道德经》也很难说。
综上所述，很有可能太史公说的“出关”并不是函谷关。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却能有无数的猜想和可能性。质疑的目的是为了求这个唯一的真，一切的考据争议根本原因在于资料不全，各自猜测，各自定义，才有了分歧。研究老子不是传承道统，分歧是好事情，争议也是好事情。韩愈提出道统的本义上要权威学术，先生怎么教，你怎么学就是了，质疑？难不成你想反对权威？这种学风是为了巩固“治统”的，是为当时的皇帝老儿稳坐江山服务的，现在完全不需要。
如上五个问题，有利于明确《道德经》的成书过程，是属于老学研究的一部分。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还有《道德经》的章节问题，《帛书老子》的出土说明了秦汉早期的版本是分篇不分章的，谁把《道德经》分为九九八十一章？谁打乱了原著作者本来的表述？辞章、考据、义理本是三位一体的，各有侧重点，但是每一个方面都与另外两个方面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知道老子其人其书其思想主张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有助于理解古学在古代的实际作用和价值，同样也可以启迪今人在古学今用上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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