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部和董福祥部都做好了再次攻打东交民巷的准备。这时候，皇上下旨叫我孙万龄于1900年7月（光绪26年6月）去陕西河州任总兵官，这么大的事，这么荣耀的事，按理当亲自叩谢皇恩，因当时军情紧急，义和团把火烧大了，身在前敌，只好呈请大学士荣禄代奏谢皇恩。荣禄说，不要紧，虽说你孙万龄没去陕西赴任，但是该加的工资照样从六月份算起，少你一两银子你找我荣禄要。
我老孙有点不明白的是，这边厢正在荣禄的指挥下攻打东交民巷，这边厢又下旨令我去陕西赴任，我没有孙悟空的分身法。
东交民巷与义和团稍微消停，陕西那边正好吃紧，荣禄说你奉旨安心去吧，好好干，这里有我，你就把心装肚子里吧。
按规定，官员到新地方赴任就职按地理远近，和你任职官员的大小及重要程度，都会给你充足的准备时间。到哪去，俺老孙都有自己的一套流程，该带的都带上，不该带的一样都不带。
吃饭的家什及穿戴铺盖是首选。有的地方给予提供诸如衣被碗筷日常用品，有的一样不提供，全靠自带。给予提供的自然是地方官员比较灵活，会来事的，刚到任的时候你自然会有个好心情；不提供这些基本东西的地方官，一上来就觉得有点不顺眼，老想着找个理由拿捏一番。当然，事实上，好官也罢，孬官也罢，是不能以最初的感受来衡量界定。
总的说，清朝官员在调动时是否需要自带衣被碗筷，这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调动的距离、当时的交通条件、官员的个人习惯以及调动的具体情况。此外，清朝政府也可能为调动的官员提供一定的物资支持。
不管咋说，有两样必须带一定带，这两样你要是不带，人把你当盗贼，当骗子肿你脸，割你蛋你也当自认。
到一个新地方任职，需要上报当地你的直接主管，两者素未谋面，又得证明身份，怎么办？这时候就必须拿出朝廷颁发的凭证，而且朝廷还专门发明了一种防伪手段，以防止不法分子图谋不轨。所以，对于上任官员来说，什么都可以不带，甚至家眷和盘缠也不用，但必须要带两样凭证：敕牒和告身。
不知咋弄的，我的敕牒找不到了。找一气，在老鼠窝里。老鼠想跟我开玩笑。我老孙到陕西河洲镇任总兵官，说起来与铁良有些关联。
清朝末年有两个带良字的官员不得不提，一个是铁良，一个是锡良。这两个人能晃动大清朝的江山。接下来我猜你可能要问有没有金良、银良、铜良呢？恭喜你脑子好使，想象力丰富发达，跟春天上足了粪的韭菜噌噌噌地直窜。还真有这三个人，不过这三个人在同治十三年，随着十九岁同治皇帝乘坐的西去列车一去不返了。同治之死本身就是一个千古难解之谜，你想想，作为同治皇帝的同志加铁哥们金良、银良、铜良更是迷中之迷。五大金刚金、银、铜、铁、锡，一下子没了前三，还剩铁、锡两人。
俺老孙就记住俺大说的那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看看应了吧？
铁良和锡良虽说年龄相差十岁，可是二人跟一个模子倒的样，长相九分像，个头一般高，说话有区别，心境一般同。
铁良，满洲镶白旗人；锡良，蒙古镶蓝旗人。铁良和锡良都是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某些政治立场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坚定维护朝廷旧制，反对改良方面，简直是高度一致。铁良乎，锡良乎，一听说改良就头疼乎？这都是真事，不是传说。其实很好理解二人心境，你要改良，他要改良，把良字改掉了，铁不是铁，锡不是锡了，岂不贻笑大方，不伦不类？因此，两人在反对改良和支持清室的立场是那么高度一致，几百年前早商量好样。咱绕过锡良，单说铁良。
铁良白手起家，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一次，铁良在执掌陆军尚书时，有某司员汇报公务，说了当下最时髦的词汇改良，铁良立即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该司员吓得面无血色，赶忙谢罪而退。
铁良肯学习，爱读书，会读书。更为重要的是，铁良身为满人，对朝廷极为忠诚。每次面圣，铁良都是直来直往，实话实说，不欺瞒，不敷衍，不谄媚，不邀功。难怪就连自视甚高的怪杰辜鸿铭都把他比作霸王，认为他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沉着冷静。更为有意思的是，铁良有不到三个月的从军经历，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和铁良相识相认并成了哥们。
细数清末的满蒙权贵们，像铁良这般年富力强且具有多种优良素质的人，实在凤毛麟角，备受太后和皇帝的恩宠。因此慈禧与光绪一致认定铁良文武有立，可当大事，是又一个荣禄式的人物，决心好好加以栽培。铁良曾为荣禄幕僚，当然也深得荣禄信任。荣禄将其举荐为兵部侍郎，会办京旗练兵。
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擢为户部尚书。不久，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对新军的领导，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协助袁世凯办理各项练兵事宜，并暗中监视袁世凯。1905年入军机处，升任军机大臣，那时候我正在从河南的南阳离任，到四川的松潘就任途中，听细碎的马蹄子敲击山路，看流星划过蛮荒之地的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