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竹林聚饮，谈玄论道
魏晋风骨，亦称魏晋风流、魏晋风度，指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名士所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谓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直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文人景仰。正如民谚所言：“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自古以来，惟杰出的英雄才能保持其豪杰本色，真正的名士自然会潇洒不凡。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风范。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因常在竹林喝酒，纵歌，肆意畅饮，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蔑视礼法、崇尚自然、率性而为，有着来自魏晋鲜明的个性与特征。以他们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世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竹林七贤”后来在政治态度有所分歧，最终各散西东。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在当时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竹林七贤”前期的竹林避世、饮乐讽世，可视为远离朝廷的“江湖”生涯。后期与朝廷之间的博弈及分化，则可视为皇权文化与江湖文化的斗争，其结果如嵇康、阮籍之真正的隐士对官位坚辞不就，宁死不屈，佯狂避世，而其他人则摄于淫威不得不重出“江湖”。
兰亭修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此即《兰亭集序》。文章先序兰亭修楔之事（修，指的是实行或从事某种活动；楔，则是指填充器物的空隙使其牢固的木橛或木片等。修楔是一种古代的祭祀和清洁活动，旨在通过临水祭祀来祈求健康和平安），因修禊而“群贤毕至”，实际上是说明作诗的缘由；又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描写了作诗时的情景，指明了《兰亭集》是一部游宴诗集，有众多的作者，诗是即席之作；结尾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说明成书的经过，又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指出本书的深远意义。同时，作者善于借题发挥，从一次普通的游宴活动谈到了他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使全篇在立意上显得不同凡响。这在玄学清谈盛行的魏晋时期，实属难能可贵。
这次兰亭会聚，可视为当时文人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一次“江湖笔会”。单读开头一段，我们脑海中就会立刻闪现出这次“江湖笔会”的精彩场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兰亭集序》在文学上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它打破成规，自辟径蹊，不落窠臼，隽妙雅逸，不论绘景抒情，还是评史述志，都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王羲之书写的《兰亭集序》，通篇气息淡和空灵、潇洒自然；用笔遒媚飘逸；手法既平和又奇崛，大小参差 ，既有精心安排艺术匠心，又没有做作雕琢的痕迹，自然天成，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范本，滋养了后世一代又一代书法家。
隐逸田园：归去来兮，东篱采菊
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农业社会孕育了浓郁的田园文化，不少文人有意远离喧嚣的市井生活，向往和享受恬静的田园生活。这田园便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片相对安静的“江湖”。东晋诗人陶渊明甚至为自己和世人构想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
陶渊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被誉为中国古代“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当我们读起熟悉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此身托山河，生死不足道”等陶氏诗句，立刻会感受到一阵阵悠然的田园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其诗文擅长白描，文体省净，语出自然，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是一篇奇特的史传体自传性散文。此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为陶渊明首创。其行文简洁明快、极富幽默感，仅用二百来字就勾画出一位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率性任真、忘怀得失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归去来兮辞》系陶渊明辞官之初创作的一篇抒情小赋，可视为其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全文叙述了作者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随世俗的精神情操。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
《桃花源记》虽是陶渊明虚构的世外仙境，但由于其采用写实手法，虚景实写，给人以真实感，仿佛实有其人，真有其事。全文以武陵渔人行踪为线索，像小说一样描述了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三段故事，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在此生活的是一群躲避战乱的老百姓，而不是神仙。只是他们比世人多保留了一些天性的真纯。故“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归隐之初，陶渊明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及至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普通百姓的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