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    黄仁宇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无后各约９０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１８０年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史》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然则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万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

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央，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

“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