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写到罗马教廷通过制造拉丁语的特权地位，从而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它不仅在人与上帝的福音之间设置了屏障以制造自己的权威和利益空间，而且这种屏障还遮蔽了普通人的看世界视野，失去个人对《圣经》阅读和理解能力就等同于无法看见自己行为的因果链条，无法看见未来的审判和天堂的大门。教会因此同时掌握着人们对至福的欲望和对盲障的恐惧，被开除教籍、驱逐出教会系统意味着被剜去双眼、割掉舌头。
路德在这场以宗教形式呈现的冲突中，选择了语言的战场。他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使用德文印刷出来，15天即传遍全国。作为通晓拉丁语的教士，路德选择用德文写作，翻译德文版《新约》。“从1522年到1546年，总共出现了430种路德圣经译本的版本。”德语写作和阅读糅合着宗教改革和民族自立的潮流奔涌，“1520年到1540年，德文书出版的数量是之前20年的三倍多”，其中路德的书占到销量的三分之一。
罗马教廷意识到这种地方语言对拉丁语的威胁，乃是对教权的威胁，于是展开镇压和反击，最针锋相对的是，1546年特伦特宗教会议将圣哲罗姆翻译的《圣经拉丁通俗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Biblia Vulgata）批准为《圣经》权威译本。其他版本都不被认证。这是重申拉丁文的神圣真理性，打压路德译本的方言化趋势。
另外，罗马教廷在1543年宣布未经教会许可，不得印刷或出售任何书籍。及至1559年，更是颁布《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有出版新教书籍的出版商因而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
而印刷技术在15世纪的德国成熟，为这场以书和语言为中心的战斗增添了新武器。印刷生产的路德译本和地方语言书籍直接挑战了教会认证的拉丁文《圣经》的手抄本模式，印刷的生产效率、传播速度和成本优势要远胜过手抄本的生产方式。机器的生产速度和规模要远快于人工查抄禁书的速度。比如有印刷设备的新教城市日内瓦，由于教会的禁书法规“1533到1540年间当地只出版了42本书”，但是印刷技术的速度超过了禁令，到1564年书籍出版数量增加到527本，40多家印刷厂都在加班赶工。印刷技术和资本主义对出版市场的盈利需要是扩大路德译本的战场和驱动地方语言的两大武器，这个问题将在后文着重分析。
在这个语境下再看“书房中的圣哲罗姆”图像，就不只是一个建筑结构的差异，或者圣徒、学者的身份分歧，而是一场以语言为武器的战争原点，在这间狭小的书房里，是地方语言与民族意识、信仰领土化、反抗强权暴政的炼金术，在书房之外，是农民起义的杀戮、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和对天堂、审判和何为正道真理的艰难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