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4（静心而论2190）：
中国历史上比较早期的才女（九）——左棻（fēn）
左棻（约253年－300年），一作左芬，字兰芝，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她出身世代儒学传家的书香门第，父辈潜心经术、不慕荣利，在临淄一带素有清誉。其兄左思，乃是西晋文坛巨擘，以十年之功著《三都赋》，引得“洛阳纸贵”的文坛盛景；左棻则凭卓绝才情，与兄长并称“二左”，跻身魏晋女性文学的代表行列，亦是晋武帝司马炎后宫中一位特殊的“御用文人”。
在醇厚家风的熏陶下，左棻与兄长左思自幼便浸润于典籍翰墨之中，晨昏诵读，寒暑不辍。兄妹二人的成才之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轨迹。
兄长左思年少时痴迷书法与琴艺，奈何悟性稍迟、技艺难精，屡遭邻里亲友戏言“左家郎难成大器”。他生性坚韧，闻此非但不馁，反而焚琴毁笔，发愤专攻文辞。他闭门谢客，潜心十年构思，数易其稿，终成鸿篇巨制《三都赋》。赋成之日，名士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为之作注，一时间洛阳城中文人士子竞相传抄，纸价为之暴涨，“洛阳纸贵”的典故自此流传千古。
与兄长的“大器晚成”不同，左棻自幼便显露过人天资。她耽于书史，过目成诵，九岁便能吟诗作赋，笔下文字清丽雅致，意蕴深沉，远超同龄子弟。成年之后，其文名更是远播临淄，时人赞其“文辞婉妙，有咏絮之才”。彼时女子受教育机会寥寥，文学创作更被视作“分外之事”，左棻却能在翰墨之间崭露头角，其才思之敏捷、笔力之遒健，在西晋女性文人群体中已然冠绝一时，灼灼其华，难掩锋芒。
西晋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一统天下，四海升平。这位帝王的选妃标准，迥异于前朝君主耽于美色的偏好——他既看重女子的姿容体态，更欲网罗天下有才之士入侍宫中，以此装点文治，彰显太平盛世的儒雅风韵。
当武帝听闻临淄左氏有女名棻，才情卓绝，文名远播，当即下旨将其召入宫中。入宫之初，左棻被封为修仪，后因文才出众，深得武帝赏识，又擢升为贵嫔，宫中皆尊称其为“左贵嫔”。这本是世人眼中一步登天的荣耀，却成了左棻一生悲戚的开端。
据史书记载，左棻“姿貌平平，体弱多病”，既无倾城之貌以邀帝王恩宠，亦无强健之躯以周旋于波谲云诡的后宫。晋武帝后宫佳丽多达万人，常乘羊车游荡，停到何处便在何处过夜，而左棻的居所，始终未曾迎来帝王的羊车。她自入宫之日起，便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居于偏僻清冷的“薄室”之中，门前冷落鞍马稀。武帝对她的“礼遇”，不过是将其视作宫廷之中一件精致的“文学摆设”：每逢宫中庆典盛筵、天降祥瑞吉兆，或是帝后出游巡幸、宗亲宴饮雅集，左棻皆需奉诏作赋咏颂，以逞文辞之美，为皇家场面添上几分风雅。
她远离了朝堂的刀光剑影，亦避开了后宫的尔虞我诈，却也因此被生生剥夺了寻常女子相夫教子、共享天伦的平凡幸福。漫漫永夜，唯有孤灯一盏相伴，窗外是宫墙高筑，檐角风铃叮咚作响，更添寂寥。她只能在深宫内苑的寂静之中，以笔墨为媒，将满腔幽思诉诸笔端。
在孤寂漫长的宫廷岁月里，奉诏撰文成了左棻的日常要务。然而，她的文字从未沦为纯粹歌功颂德的工具，纵使是应制之篇，亦饱含着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思与对命运的叩问。其现存诗、赋、颂、赞、诔等作品二十余篇，多收录于清代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诗则见于逯钦立编纂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皆是她一生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离思赋》堪称左棻的压卷之笔，亦是她一生心境的真实写照。彼时武帝命她作一篇“愁思之文”，她不假思索，落笔成文。赋文开篇即以“生蓬户之侧陋兮，不闲习于文符”自谦，褪去才女光环，尽显布衣女子的质朴本色；笔锋一转，便铺陈出深宫生活的孤寂寥落：“宵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长夜漫漫，愁思辗转难眠，唯有魂魄飘荡，直至东方既白；“怀戚戚之多伤兮，乘秋气之凄恻”，萧瑟秋风吹过窗棂，卷起帘幕，更裹挟着心中悲戚，令人肝肠寸断。
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桑梓的眷恋，对兄长左思的思念，以及身处樊笼、身不由己的无奈与悲戚。她在赋中直言“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将深宫女子的绝望与悲怆写得入木三分。钱钟书先生曾评价，寻常宫怨诗多写盼君恩临幸，唯有左棻的《离思赋》，独抒对亲情的渴望与对宫廷生活的厌倦，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除《离思赋》外，《白鸠赋》亦是左棻的代表作。彼时白鸠现世，通体雪白，姿态翩跹，被朝野视作天降祥瑞，武帝遂命左棻作赋以纪之。彼时诸多文臣所作之赋，多是堆砌辞藻、空泛谀颂，唯有左棻落笔独具一格：她摒弃了浮华空洞的谀辞，以典雅庄重之笔描摹白鸠“素羽皎皎，玄趾亭亭”的翩跹之姿，兼述“王者德及鸟兽”的盛世气象，辞藻华美却风骨凛然，尽显文人本色。武帝读罢，亦赞叹“左贵嫔之赋，清丽而不媚俗，真才女也”。
《感离诗》则是左棻直抒胸臆之作，亦是兄妹二人骨肉情深的见证。左棻入宫后，左思亦迁居洛阳，然宫廷阻隔，兄妹二人难得相见。左棻在诗中写道“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寥寥数语，将别离后的思念与酸楚写得哀婉动人。而左思亦作《悼离赠妹诗》二首遥相呼应，兄妹二人一诗一赋，笔墨传情，成为西晋文坛一段佳话。
左棻的《啄木诗》，亦是咏物言志的佳作。诗中云“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她以啄木鸟自喻，借其不扰他人、随心而居的习性，寄托自己身处深宫却渴望超然物外的心境，笔调质朴，意蕴深远。
左棻的文风，清丽婉约，质朴真挚，自成一派。不同于建安文人的慷慨悲凉，亦别于太康诗人的绮靡浮艳，她以女性独有的视角观照人生，于工整的格律与典雅的文辞之中，融入对命运的思索，在西晋文坛中独树一帜。
钟嵘在《诗品》中将其诗列为中品，称其为“女才子之英”；清代文学家李慈铭亦言：“左贵嫔之赋，虽囿于宫闱，然其情真，其辞切，非寻常应制之作可比”；近代学者陈寅恪更赞其“以女子之身，跻身西晋文坛，其志可嘉，其才可敬”。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左棻以一介深宫女子之身，凭借扎实的文学功底与真挚的情感表达，在男性主导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实属难能可贵。她的作品，不仅是西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填补了女性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空白。透过那些清丽的文字，后世得以窥见古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她们并非依附于男性的附庸，亦有对自由的向往、对亲情的珍视、对命运的叩问。左棻以笔为刃，剖开了深宫生活的繁华表象，道尽了女性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无奈与悲怆，其文字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
纵览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左棻以其卓然不群的才情，与西汉班婕妤的《自悼赋》、东汉蔡文姬的《悲愤诗》遥相呼应，共同书写了女性文学的璀璨篇章。她如一朵绽放在深宫寒苑中的幽兰，纵使无人欣赏，无人问津，亦以清雅之姿，默默吐露芬芳。
永康元年（300年），左棻逝世，陪葬于洛阳峻阳陵。1930年，其墓志铭在洛阳出土，现藏于偃师商城博物馆，不仅证实了她的生平细节，更确认了晋武帝峻阳陵的大致位置，成为研究西晋历史和左氏家族的重要实物资料。
千载之下，当我们再次翻开那些清丽的辞赋，仍能感受到深宫寒苑中那一缕幽兰的芬芳，仍能听见一位才女在历史深处的喟叹与低语。她的文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封建时代女性的命运悲歌，亦映照出一颗在困境中坚守本心的灵魂。
左棻的才情与命运，跨越千年时光，仍在被后人不断解读与演绎。在现代流行文化中，桌游《三国杀》便将她塑造为晋势力的武将角色，其技能围绕“赋”“颂”“诔”三种文体展开，如“颂”可增加队友出杀的目标，“诔”能在队友濒死时施以援手，精准贴合了她作为宫廷御用文人的身份，也让更多人得以知晓这位西晋才女的传奇。
若将左棻与同时代的谢道韫、前代的班昭等女性创作者相较，更能窥见不同时代才女的命运轨迹与文学风貌——她们或隐于闺阁，或困于宫廷，却皆以笔墨为舟，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了属于女性的独特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