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发]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孟子在世时只是一个人的议论，未能实现。但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总该把这儒家的理论当回事了罢，说来让人难以相信，虽然汉代以后历代皇帝的尊孔盛事都弄得像模像样，但在古代皇权社会，“民为重，君为轻”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要看皇权来自哪里？
皇权产生的基础是大地主及豪强阶层，这就意味着：皇权所代表的一定是大地主及豪强阶级的利益。
以农为本是古代君王经常勉励臣民的话，而“仕农工商”的社会排序，也把农民排在第二，别看排第二，但农民并不是国家的基石，农民纳税才是国家经济的基石！换句话说:只要农民生产的粮食能如数缴付官府，农民吃喝穿戴生老病死均与皇权及大地主豪强阶层无关。仕农工商，农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以农税为主要收入的国家，有人可以不缴税吗？
有！凡皇族、勋贵、官员、秀才以上文人都享受免税，这些人的主体是“仕”的阶层。与广大农民相比，这些人所占比例虽很小，但纳税不按人口而是以地亩计算的，而当时国家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大地主及豪强手中。即便是自耕农，也可钻政策空子，把土地假托给官僚家族，同样享受免税。
土地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地主豪强阶层的土地兼并自始至终而且愈演愈烈。明朝末代皇帝崇祯霉运连连，他接手时，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天灾、匪患、瘟疫、外侵，处处急等着要钱，而土地兼并和官员贪墨，却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于是，各种名目的加税继续摊派在贫苦农民身上。被盘剥无度的农民与其坐等饿死，倒不如造反一搏。于是农民起义如“按倒葫芦浮起瓢”，于是就出了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领袖”，大明不亡还等什么？！
自宋朝皇帝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后，文人开始在朝廷上做强势主角。古代中国除个别皇帝外，主要是文人在处理具体政务，而文人与皇权又是有利益矛盾的，到明朝中晚期，朝臣经常封驳皇帝的旨意，这即是君权与文臣集团矛盾的体现。
别看古代文人都自诩为孔孟之徒，但永远都是以民众为幌子，喊着为民的口号，行的却是维护官僚地主阶级利益之实。文臣常常指责皇帝“与民争利”，似乎是在为民请命，但他们说的“民”，绝非广大农民，而是他们所出身与为之服务的地主官僚阶级！
所以在皇权社会中，实际情况与孟子的倡导相反，古代中国的多数朝廷绝不是“民为贵”，而是“君为贵，豪族次之，民为轻。”
历史上也有君为轻的时候，如汉献帝时。但那一类君为轻是权臣所代表的豪族为重，百姓也非次之，而是民更轻。
这就清楚了，只要皇权没有旁落，君为轻根本不可能！
民为重同样不可能。理由很简单，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一向被当做有眼光有心胸的皇帝才有的见识。其实，此语出自《旬子.王制》，只不过李世民名声更大，他说的多了，这话就成了他的名言。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古代社会民与君的关系，明君要做的事就是让水只能载舟，而不可弄得民怨沸腾，导致覆舟！
水和舟的关系决定了民为重的不可能。
中国古代自汉朝起，孔孟之学历来受到皇家的推崇，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孔孟学说中类似“民为重，君为轻”这类眩目的口号，才使皇权的统治更为便捷。
